《金瓶梅》是一部社会史，一部文化史。作者以逼真的“写实”手法，几乎“复制”出十六世纪后半叶商品货币关系熏染下的城镇市民生活的原貌，
生动地表现了市民文化的生态和特征，使我们可以从一个重要的角度，窥测和把握明中期以来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此或有裨益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问题的思考。
一
关于“市民文化”的初始涵义，可以追溯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城市生活，以作为考察的参照系。
依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西欧的古典城市大都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而覆亡；新兴的工商城市多滥觞于十世纪，
在十二、十三世纪不断壮大，迨十四、十五世纪即奠立了近代城市形态的雏形，从而孕育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种缔造近代文明的新型城市，基本上衍生于商人和从领主庄园逃离出来的手工匠的聚落，因此城市居民近乎清一色的自由工商业者，他们组成了充当封建主义掘墓人的市民阶级。
由此，在城市区域内形成了与乡村封建领主庄园或教会领地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
市民文化，包括市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念，以及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宗教情绪、知识素质、审美意趣和心理结构、思维模式诸范畴，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文明得以生长并进而取代旧制度的人文因素。
马克思著
与西欧不同，中国及世界其它地区没有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近代文明是由于西方列强的扩张而被动输入的。
但是，中国古代的城市向来发达，城市的经济、文化十分繁荣；中国的商品经济自战国时代起，时涨时落，大致呈曲线上升态势。
固然，中国典型的传统城市为政府军、政官僚机构所在地，其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城市中庞大的非生产性人口的巨额消费需求，造成商业和服务、娱乐业过度发展；
而官营工商业的垄断和政权的“超经济干预”，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商品经济的起伏。
然而，两宋以来相对“自由”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私人工商业逐渐成了操纵商品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杠杆。
延至明中叶，以私人工商业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已蔚为大观，其中十分突出的现象是新式工商市镇的勃兴和原有行政市镇以及城市(县、州、府治)经济功能的增强。
在这些具有较新意义的城镇中，工商业者处于居民人口比例中的多数，我们姑且亦称之为市民或市民阶级，
他们以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规定着城镇生活的旨趣和导向，发展了一种既不同于乡村、也有别于传统城市的新型的市民文化。
对这种市民文化的理解，无疑有助于恰当地评估传统社会的变迁。
文学艺术是来自现实生活最为直接的精神产品，它紧紧追随时代的脚步，敏锐地反映社会递嬗的内容和要求。
戏曲演出剧照
明中期，以小说、戏曲为代表，以“求真”、“写实”为特征的“市民文学”崛起，涌现了一大批描写普通人尤其是市民，探索人性、人欲等问题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品。
《金瓶梅》堪称掀起这一浪潮、具有草创之功的小说杰作。
《金瓶梅》故事，围绕着西门庆和他的家庭生活，并从这个家庭辐射开来，展示了一幅市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广阔的社会图卷。
作品对市民阶级风俗习性的维妙维肖的描绘，对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各种颇具典型性的人物的活动、情感、欲望和他们心灵淋漓尽致的呈露，将读者置身于作者所体验和创作的市民文化的背景中。
二
兰陵笑笑生之所以能撰著出《金瓶梅》这部不朽的巨作，缘于他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的深刻体验和丰富感受。
他所生活的嘉靖抑或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的突凸发展引致了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
他将苏、鲁运河沿线商业城镇的繁华景观、市民生活的多姿风貌，都赋予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清河县”。
这个居于运河商贸交通枢纽地位的城邑里，商品货币关系在人们生活和观念中的震颤尤为激烈，很有代表性地显示出市民文化的一般倾向。
明代运河码头景观图（局部）
作者开宗明义，在第一回(本文引证，均授依崇祯本)里，即点出“财”与“色”是贯穿全书内容的中轴(如张竹坡评点：此书单重财色)，也道破了当时城镇生活、社会关系和市民文化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涉及物质财富方面的正统观念是贵义贱利、崇俭黜奢；而既定的社会秩序，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末。
人们“讳言财利”，鄙夷工商职业。可是，翻阅《金瓶梅》，商品、金钱挟来的铜臭气扑面而来。
城市生活简直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一切都商品货币化了，整个世界秩序被颠倒了。
“财”，或曰金钱，成了驱使城市人生活和生产的魔杖，从贩妇走卒，到乡绅处士，到达官贵人，都情不自禁地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中去，纷纷操起货殖营利的行当。
就连佛道净土的出家人，也难抵御钱财的诱惑。第九十三回里，讲到晏公庙的庙主任道士，将募化来的“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马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
偌大个社会颇有全民从商之势。经济生活的变动，导致社会关系的演化，进而引起人们道德风尚、思想观念的裂变。
有了钱，似乎就有了一切。
靠着钱财开道，西门庆交结官府，还跻身仕宦行列。
也正是凭藉财势，西门庆妻妾满屋，仆役成群，娼妓优伶竞相取宠，市侩帮闲打挥抹嘴献媚，泼皮恶棍为之帮凶效命。
钱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决定了在人心目中的位置，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纯粹的利害关系，彻底的功利主义成了市民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尺。
《世情小说史》
向楷著
看看小说里的各个市侩：
应伯爵、吴典恩、韩道国、汤来保……他们在西门庆生前及身后的不同嘴脸，足以道尽世态的炎凉，把那仁义道德的外衣撕得粉碎。
在金钱的天平上，人与人之间徒剩下利害关系，各种埋在内心深处的卑劣的欲望、情感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连块遮羞布都不要了。
这种社会现实，诚如兰陵笑笑生同时代的思想家李贽所云：“天下尽市道之交也。”②
一切人际关系，犹如市场上的交易，不啻是对敦叙人伦信义的传统礼教一次猛烈的冲击。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③商品这个到处兴风作浪的怪物确实把俨然的社会秩序搅乱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名分制度荡然殆失。
在商品面前，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西门庆的为人处世多少体现出这一时代气息。
他出身原本为仕宦阶层所不耻的商人家庭，又早丧父母，自幼混迹市井，沾染各种恶习，自然没有陈规旧矩的束缚，做起事来也没有包袱，与那些彬彬有礼、矫揉造作的“君子”相比，反倒自然些。
西门庆言谈举止虽然粗俗，却是没有架子的，对三教九流、七亲六戚、狐朋狗友，无论门第高低、身份贵贱，大凡能一视同仁。
随着拜金潮的泛滥，富商大贾们财大气粗，颐指气使，赢得了全社会的重视和倾慕。
戴敦邦绘·应伯爵
孟玉楼的改嫁风波和她在尚举人与西门庆之间的抉择，颇可以说明问题。
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新崛起的商人势力，野心勃勃，富有朝气。
无情地践踏传统的社会秩序，动摇了这秩序赖以维系的纲常伦理大厦，带动了市民文化的导向。
在插科凑趣的嬉谑中，连孔圣人也成了嘲讽的对象。这是一个没有权威、没有道德的时代。
“世代簪缨，先朝将相”的招媗府里的林太太，干起了“偷汉子”的勾当，附身于粗鄙而强悍的西门庆。
其子王三官，竟以贵胄身份，恭顺地拜西门庆为义父。
而潘金莲私小厮，通女婿，则是最为传统道德所不容的乱伦行为。
对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对传统道德戒律的背弃，导致了市民社会里的人欲横流。
这“欲”中，除了“财”欲，还有“色”欲，即性欲。对性欲的宣染和夸张，正是《金瓶梅》的特色所在。
作者不惜笔墨，恣肆铺陈性行为，刻画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
诚然，“色”的追求与享受，是当时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市民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书中也不乏一般古代小说中常见的道德谴责的文字，
但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当时城镇生活的切身体验中流露出的理解、宽容乃或欣赏的情绪和意向。
也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使作者超越了传统文学作品中通行的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之间泾渭分明的简单认知系列，把人当人写，写出人的多重性格、矛盾的品性；
较为客观地采撷现实生活的质料，编织故事的结构和情节，务求真实地再现生活本身。这样一来，使作品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倾向。
绘画·潘金莲误打西门庆
西门庆、潘金莲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两个恶人，一个市井恶棍，一个市井荡妇，但他们总是那么富有生命力，是市民社会里最富生气的力量的代表。
西门庆在货殖经营上，在官场角逐中，是一个成功者的形象；在“风月场”上，更是犷悍炽盛。
他偏宠潘金莲，主要因为两人的性和谐，性欲得到了尽兴的发泄和满足。在《金瓶梅》的世界里，生气总与邪恶相伴，恶成了历史前进的标杆。
西门庆是纵欲而死的，死前不久还觊觎着何千户娘子蓝氏和未曾谋面的王三官娘子黄氏。
也许，正是对性欲永无止境的追求中，“生命之流”(柏格森语)在奔泻，在咆哮。
《金瓶梅》既以西门庆和他的家庭生活为基点，那么它所反映的市民社会是不尽全面、均匀的，但也正是以这个不择手段的暴发户的家庭为基点，
才准确地揭示了市民文化的特质，从集中地体现了时代变迁中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动向。
市民社会里的人欲横流——对“财”、“色”公开、普遍的追逐与享受，是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在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侵染下的变异现象，反映出当时人性的内涵及其表现方式，并折射出社会运动的性格。
《金瓶梅词话》
（明）兰陵笑笑生著
三
明中期以来标志时代最新进步趋势的市民经济文化生活尽管与传统城市生活存在显著的差别，但依旧没有摆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种种质的规定性。
在这种颇具新意的城镇的精神文化气质里，我们看不到新世纪来临的曙光。
较之西欧中世纪后期正在向资本主义文明蜕变的城市市民文化，两者几无共同之处。
我们从《金瓶梅》里看到的，是如同拜占廷帝国覆灭前夕宫廷贵族的回光返照般的穷奢极欲，是中国历史上走马灯式轮换的各个朝代末期发生的相似的现象，
即商品经济的畸形膨胀以及与之俱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腐败的加剧，在“盛世”表象的背后潜伏着王朝衰亡的危机。
《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发迹暴富只不过六、七年光景，而他的夭折即开始了西门家境的徒然败落。
来得快，去得也快，恰当地隐喻了明代商品经济的脆性和市民文化的短命。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然而谁也无法否认：
大量地、集中地积累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是新生产方式诞生的重要前提。
卡尔马克思曾生动地描写了早期资本家狂热的积累欲：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生们！‘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④
他还写到：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⑤
这种情形更适合于中世纪后期在新兴城市从事工商经营的人们。
其他许多著名学者如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也都曾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的摇篮期，工商业者尽可能地节省生活费用，而把积蓄的资金继续投入到追逐利润的的活动中去。
这种精神或风尚，直接地规范了新兴工商城市市民文化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著
可是，《金瓶梅》里西门庆等富商却把大量钱财抛掷到耽乐纵欲的非生产性消费上，这代表了明中后期富有的工商业者乃至一般市民的共同习性。
粗略罗列西门庆及其家庭的消费类别，计有饮食肴馔、盛宴酒会、衣着服饰、珠光宝器、住宅园林、陈设器皿、礼仪往来、文艺娱乐、宗教信仰、婚丧诞寿、纳妾宿妓、养仆拥优……诸项，无不穷极豪奢、铺张。
张竹坡从西门庆的遗嘱中核算西门家财产，不胜慨叹，评点道：
“然则西门之富亦不过十万余耳，遂造如此之孽，吁，可畏哉！”(第79回夹批)
然而，大手地进，大手地出，毕竟是市民社会里时兴的生活方式。
西门庆的一段话表露了他对金钱的看法：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了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减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第56回)
这种“使钱撒漫”的风格与自然经济下旧式守财奴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
可这“好动”的钱究竟大量浪费在生活享乐上，损害了资本积累。
况且，环绕着西门庆这帮豪富，还寄生着役奴衙蠹、男优女娼、市侩帮闲，各色人等，一起吞食着社会财富。
更有甚者，“极端的富有将引起羡慕和模仿，并以这种方式把富有者的恶行传播给社会上其余的人或者在他们当中造成其它罪行。”⑥
竞尚侈糜之风在整个社会里蔓延扩大，不仅在《金瓶梅》中多处显现，而且同时期的大量文献也有诸如“贫者……与富者斗豪华”⑦之类的记载。
城镇生活的过度繁荣，大概能从市民们去朴尚侈的普遍风尚中寻得些许原因。
中西两种市民文化如此不同，中西工商经营者的生活方式如此不同，映衬出两种迥异的支配人们行为的人生观念、精神凭籍。
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精神信仰对人们世俗生活的支配和约束上的若干论点，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精辟地论述了经过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的加尔文教的教义和精神，对于从事工商经营的加尔文宗教徒、清教徒的工作和生活的规范，积极地影响了近代文明的出生。
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的“天职观”，使得教徒们把经商营利当作一种有助于上帝荣耀的崇高行为，把赚钱作为一种职业，以私人营利的程度即为社会提供财富的多寡作为能否获得“救赎”、博取上帝的青睐和“恩宠”的标准。
工作、劳动，全力履行职业责任，是人生的目的。为此，必须摒弃因为占有财富而有条件享受财富的品行，如追求感官冲动、懒惰懈怠、无聊闲谈、社交拜访等，都被视作不道德。
于是便培养出一种严肃、勤苦、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人格，形成市民社会里简朴、刻板、有规则的或曰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
这便是演绎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加尔文教“入世禁欲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结果，“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
而“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⑨
韦伯承认这只是局限于特定阶段的历史现象，但它发生在至为关键的西欧社会结构转型的初期，从而主导了市民文化的性质和指向，精神文化因素于是乎转化为哺乳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
韦伯强调宗教对人的世俗生活的影响是有普遍意义的。
反观中国，缺乏一种严格、完善的宗教，而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就其社会功能而言，至多起到“准宗教”作用。
儒家学说带有浓重的伦理色彩，如果说少数儒学教养深厚的士大夫能够秉承“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和道德情操的话，
那么对普通民众来说，儒家的道理和精神是以通俗为“礼”的形式即以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和礼仪规矩渗透到基层社会中来的。
这“礼”或“礼教”具有极大的脆性，远不及宗教对人精神和行为顽韧而贯一的支配魔力。
且不论民众饥寒交迫铤而走险时对纲常伦理的暴力践踏，更有意义的是空洞的说教、森严的宗法秩序在咄咄逼人的商品货币洪流面前毫无招架之功。
绣像本与词话本
我们从《金瓶梅》里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伦教荡然，纲常已矣”的世界。
就精神信仰而言，在广大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一直盛行着多神崇拜，佛教、道教以及古代神话、民间传说中的圣贤鬼神成了顶礼膜拜的偶像。
这种原始、蒙昧的民间信仰与其称为宗教，倒不如说是迷信、巫术更合适些。
它们非但不能成为人们立足社会、进取人生的精神支柱，相反只能被动地为人们的各种行为、各种欲念提供心灵的慰籍，使其获得一种保护感。
《金瓶梅》里多处涉及民间信仰、迷信活动。西门庆荒淫无度，为非作歹，何以不怕“恶有恶报”？
且看第五十七回那位到西门庆家化缘的永福禅寺的和尚讲的一席话：“以金钱喜舍庄严佛像者，主得桂子兰孙，端严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
只要有钱解囊，即能得到神灵的庇佑，故而西门庆慷慨捐赀修缮庙寺、印发经卷就会产生功利主义的效果，怪不得他谈笑间便说出了一番骇世惊俗的话来：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第57回)
倘若说金钱为西门庆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这种被金钱俘虏的民间宗教则充当了超度他们丑恶灵魂的精神工具。
再看看那两位频繁出入西门府第的尼姑王姑子和薛姑子，都是假托佛门以哄骗钱财，与应伯爵一类市侩帮闲的行径如出一辙。
最值品味的是，在全书的最后一回中，作者安排了普静禅师普渡众生鬼魂，勿使冤冤相报，作为故事的结局。
恶人们轮回时都有了体面的去处。
恶贯满盈的西门庆换世依旧托生富家，而没有下地狱。可见，中国的民间宗教不分善恶稂莠，反倒成了穷奢极欲、诲盗诲淫的精神避难所。
也许，正是在这种无需“救欺”的“乐感文化”(与渊于“原罪”意识的基督教“罪感文化”相对立)的氛围里，历代中国人注重现实人生，滋生出及时行乐以至游戏人生的信条，
特别在商品货币荡涤传统道德伦理、物质产品趋于丰富的时代，人的各种贪欲便肆无忌惮、毫无节制地施放出来，酿成了非道德、无秩序的不可收拾的局面。
戴敦邦绘·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中西工商城市两种不同的市民文化，标志了不同的精神气质对社会运动变化的导向及功效的差异。
《金瓶梅》着实把握住了两宋以来特别是在明中期发育成熟的市民文化的特征和功能。
这种具有较新意义的市民文化对旧秩序、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破坏，然而其进步意义也仅限于破坏。
相反，耽乐纵欲的生活风尚，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反而有损于导致新生产方式的资本积累。
同时，由于没有一种新的统一的价值体系出现，各种破坏行为最终蜕化为腐蚀社会的有害因素，而几无建设性可言。
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市民文化。
四
冲击传统，践踏传统，又无法超越传统，对这种市民文化的理解和探究，我们的视野不得不拓展到当时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个富商，沿着书中他的经营活动轨迹，可以依稀窥见当时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和商业组织及其形态。
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突凸发展，因为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基础，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诸如商业孤立繁荣的一些病症，市场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调节器。
商业贸易由于有了生产的凭托，反过来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地参预社会经济的发展。
《金瓶梅》第五十七回里，写到西门庆派伙计往湖州买绸缎、松江贩布，这一方面说明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外向辐射，同时也表明西门庆这样的大商人“走标船”——
这类传统的长途贩运贸易方式已成为架接起地区间经济交流的桥梁。在西门庆开设的几处铺面中，缎子铺、丝棉铺、绒线铺是大头，本钱最多(参见第79回西门庆的遗嘱)，
经销南方贩来的纺织品，供应市民生活的不同消费需要。精美华贵的锦缎织品当满足市民的高消费要求，而棉布、毛绒和较为粗糙却又结实耐用的绸织物自然是普通的消费品。
明代城市景观（局部）
城市生活所需的，不仅制造工艺复杂的名贵珍品，连一般生活用品都需从外地输入，这反证出本地区手工业技术的落后和生产商品化程度的低下。
《金瓶梅》取材的鲁南或苏北或鲁北，植棉养蚕在农村已十分普遍，除供给技术简单的家庭纺织业外，盈余部分当作为原料大量输往技术先进的江南地区，一度形成原料(含半成品))南运、成品北往的双向流通局面。
但这种可喜现象的负面影响，便是客观上阻滞了北方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商品化趋势。
《金瓶梅》第八十一回，描写山东、河南遭旱灾，“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费”，各处乡贩争相到运河码头远接南来的货船的情景，由此可以反推在正常年月广大农民的衣饰依旧由家庭手工业提供，
自然经济下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方式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南来的各档消费品限于供给城镇市场。
实际上，概观两宋以降、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商品经济状况，唯有商品生产功能较强的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结构相对合理些，
城镇市场发育也比较健康(至于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我曾在硕士论文《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及历史价值析评论纲》中做过初步考察，有待深入探讨以成书)。
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城镇商品经济的繁荣更多的是基于市民消费的商业繁荣，所以长途贩运贸易非常发达，这与本地区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尤其是广大乡村生产、生活的商品化程度的低下形成强烈的对比。
《金瓶梅》里的清河县城，又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纵使不论它的盛衰取决于运河贸易的兴亡，就纯粹商业城市的一般功能和性质而言，极难孵化出一种超出前资本主义范畴的力量。
在前资本主义的商业城市里，商业行为与高利贷行为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共同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
西门庆除依靠长途贩运从事商品买卖外，又致力于高高利贷经营，开了印子铺、典当铺，还发放其它高利贷，坐收利息。
单印子铺，本钱达2万两银，占用他全部经营资金的将近四分之一。通览全书，除第三十三回里载有西门庆命伙计在新设的绒线铺里“雇人染丝”——
从事小规模的辅助性加工业外，再也搜寻不到关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投资产业抑或间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痕迹。
当时就是在江南地区，这种向产业资本的转化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
卡尔马克思在考察商人资本的历史时指出：
“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独特形式。”
他把商人资本(兼及高利贷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作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规律。
马克斯韦伯亦认为“商业性的”、“借贷性的”资本主义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存在着根本区别。
由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质的规定，缘于商人资本、高利贷资本猖獗所启动的城市生活、文化的繁荣，必然含有畸形和虚假的成份，生命力极为脆弱。
威廉·汤普逊著
从西门庆身上，我们看到了贱买贵卖、尔虞我诈、投机取巧这类标准的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性格。
充满商业欺诈、以单纯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方式与韦伯所谓的“合理经营”相谬千里。
分析西门庆的商业经营组织形式，也不具备韦伯称为“自由劳动组织的理性化”的特征。
书中西门庆采用的是明代盛行的“伙计制”，他与雇佣的伙计之间毋宁是一种靠宗法家长制来维系的主仆关系，他们缔定的契约并无严格的法律效力。
何况，纵然出现一时的、不稳定的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也并非必然联系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而国内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持续几十年的讨论缺乏成效之症结，就是拘囿于对雇佣劳动者是否“自由”的无休止、无意义的争执。
概括以上所述，明中期以来的商品经济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并没有导向萌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转化。
《金瓶梅》里呈现出来的城市繁荣，还是基于消费需求的前资本主义商业繁荣，尽管与传统城市相比消费主体有了明显的变化；
而西门庆为代表的新兴商人的商业、高利贷业经营活动也仍然属于传统性质。经济上虽有变动又无的实质性突破，与市民文化的生态互为制约和影响。
五
明中后期新式城镇市民文化没有出路，也与理论的“贫困”不无关系，即当时的思想界没有提供一种适应与导引经济和社会生活迅急变动的文化价值体系。
宋以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一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活动。
明代诸儒一味“述朱”，缺少创新精神；而为部分士大夫崇奉的陆王心学，虽蕴含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的潜势，却又多遁入空谈心性，没落颓唐。
固然，激于黑暗的社会政治的压迫，或者受到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的驱动，曾数度涌起对专制统治与正统观念的怀疑、批判的思潮，
例如南宋叶适、陈亮开启的功利主义学派在思想文化界以至社会生活中荡起了“死水微澜”,义利、理欲、本末等古老悠久的命题被重新评估；
迄至明中叶对财、利、欲和工商活动的宽容已形成一股不小的声势，但在如何引导社会变革方面毫无建树。
何心隐主张人的物质、感官欲求如“声色、臭味、安逸”等应得到适当的满足，却推绎出“群而均”的乌托邦空想。
“异端之尤”李贽显扬私利、私产，尝曰：“夫私者人之心也。”却开口“忠义”，闭口“仁道”，赞颂什么真儒不离君臣大义。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左东岭著
思想家们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人与人的平等、个性的自由，以及以个性自由为宗旨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
他们的思想价值局限于对传统思想、传统礼教压抑人性的反抗，是一种“非理性”的反动，而没有建构起新的统一的价值体系。
虽然在人性解放问题不彻底、不全面，却助成了人的物质感官欲求单方面、畸形的张厉。
这种思想倾向恰与当时的市民文化的生态特色相吻合，而在兰陵笑笑生的社会写实中得到了生动而充分的发挥。
在古代中国，由于缺少一种统一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作中介，“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存在一道天然的沟壑。
即使与正统观念相抵牾的思想质料，亦难注入民间，特别是南宋以来一些颇具新意的命题，
因无法与城镇市民要求突破社会桎梏的潜在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就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明清时代，也没有产生对传统社会的革命性冲击和建设性转化。
当然，也应该注意到，明清时代的一些商人具有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入世苦行”的精神，他们从“治生”的信念出发，投身于利己利民的工商活动中；并讲求“贾道”，即看重职业道德修养。
然而，“治生”、“贾道”至多是儒家修身治国思想的延伸或演绎，含有浓重的道德成份。
这种转化方式犹同儒家仁爱礼义的思想“俗世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纲常规范一样。
但儒家经典中连篇累牍的都是鄙薄物质利益的内容，个别变易的思想火花，无法形成新的统一的价值体系。
如果“治生”、“贾道”之类较为新颖的说教对于一些具备较高知识素养的商人起到某些作用的话，那么对于广大以逐利营生为目的的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者说是发挥不了信仰支配和道德约束的影响的。
特别是在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嬗变时代，是西门庆欺诈、掠夺式的经营方式和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格，代表了工商业者的精神面貌，从而决定了市民文化的旨趣。
《金瓶梅词话》节本
反顾西欧，从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文明的确立，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主义三次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终于冲决了天主教会的思想枷锁和封建主义的网罗，为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适宜的人文环境、有力的思想武器。
其中，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将文艺复兴泛起的人文主义的气息扩散到全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特别是宗教改革的重要领袖加尔文，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指出的：
“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
单就加尔文教教义对人生的支配而言，恩格斯与韦伯的看法是相近的，“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
韦伯认为，加尔文宗教谕中本来具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的“预定论”，却通过“天职观”这样一社会心理的媒介客观上引发了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的社会行动。
这样一来，从前被传统道德鄙视的经商营利活动，现在因之取得了宗教伦理和社会伦理的一致认可。
所以，韦伯说：“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
的确，改变现实的活动，只有来自一个基于坚定信仰的崇高的精神力量，才可能由否定传统而超越传统。
在“天职观”的驱使下，新教徒们不仅在“救赎”之途上终生全力投身于工作而舍弃世俗生活的享乐，同时还发展了一种严格的具有“宗教品性”的经济伦理，
即强调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主动性，利用交换机会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系统而理性地追求预期利润，这是加尔文教“入世欲禁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
这种“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劳动”的经营方式，与西门庆式的凭靠欺诈、投机甚至特权牟取暴利的短期行为相比，可谓判若云泥。
而迷漫着文艺复兴携来的人文主义气氛的西欧新兴工商城市，由于新教徒们以执着而富有实效的经济活动改变了社会经济和社会精神的面貌，
启蒙主义思想得以在崭新的城市文化的气候里蓬勃涌起，逐步从理论上规划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秩序和人文精神的新的文明蓝图。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余英时著
反之，在《金瓶梅》里，我们看不到理性、个性、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博爱这类具有近代涵义的概念的萌芽。
诚然，《金瓶梅》里描写的尽是些没有知识修养的市井刁民，但从在它之后近百年问世的《儒林外史》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士林阶层中广泛存在的“精神危机”，
说明纲常伦理、礼义廉耻沦落的同时，并没有产生出新的精神信仰和思想、道德体系。
《金瓶梅》书中，也还出现过两位“知识分子”，一个水秀才，一个温秀才，皆以出卖浅显的学识营生，性情贪财好色，这类“酸儒”、“俗儒”形象倒是五光十色的市民社会的绝妙的点缀。
还有那位三次出入西门宅第的状元出身的蔡蕴，装腔作势，斯文的外表也遮盖不住同样贪婪淫秽的丑恶面目。
所谓“斯文扫地”，是社会变动面前传统的精神文化显得苍白无力而新的思想道德体系又未出笼的一种社会现象。
市民社会集中地体现了没有知识、没有理性、没有个性、甚至没有人性的那个时代的一般特征。
实际上，思想的混乱，道德的沦丧，并没有兆示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彻底瓦解，中央集权国家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八股制艺的科举制度，仍旧牢牢地支撑着传统文化的大厦。
《金瓶梅》第五十七回里，有一段西门庆哄逗他与李瓶儿所生的官哥的一段话，“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
显示了当时社会心态的重要一面：由富至贵、捐纳封官的盛行也未减弱人们对科举致仕途径的追求。
当时商人热衷科举功名，诸多文献有“天下之士多出于商”、“非诗书不能显达，非勤俭不能治生”、“夫贾为厚利，名为儒高……一张一弛，迭相为用”这类内容的记载。
总之，传统文化虽然跌跌撞撞，但在内部所变异和调整中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延续的强大惯性，直到鸦片战争，甚至以后。
新式工商城镇变动着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孕育出新的思想人文武器，最终使得市民文化迷失在没有前途的纷繁杂乱的状态中。
《奏折上的晚明》系列
六
在探究市民文化何以没有出路的众多因素中，最不能忽视的是来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强有力的控制与干涉。
明中叶私人工商业主导的相对自由的商品经济的运行，同样打着政治权力的深刻烙印。
象西门庆这种迅速崛起的城镇商人势力，纵然对权力结构所规范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无情的蹂躏。
但其存在和发展却离不开权力的庇护和囊助，同时又受到权力的掣肘和限定。
书中西门庆发家致富的奥妙，正如作者所反复交待的：勾通官府，攀援权力，倚官行商，假权营利。
故此，他在交结权贵、官场应酬上从来不惜血本，“官宦性消费”在他家的消费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西门庆通过宗法裙带关系，凭借钱财的神通，触角直抵朝廷，构织了一具庞大的权力关系网，在货殖经营中左右逢源，偷税漏税，投机倒把，谋获高额垄断利润。
“政治投资”定能带来“经济效益”,西门庆与蔡蕴的交往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这点。
西门庆还凭借职权，贪赃枉法，搜刮大量法外收入。攫取权力与聚敛财富几乎是同一语。
《金瓶梅》中的人物在谈论财富时，必与权势牵连，如第六十九回文嫂向林太太夸耀西门庆富有的一段话：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
西门庆不仅集奸商与恶吏于一身，还将利润流向土地，典型地表现出官僚、商人(兼高利贷者)、地主“三位一体”的结构特色。
所谓“三位”，统一于“一体”，即归根结蒂集中到政治权力上，也就是“政治一体化”。
戴敦邦绘·西门庆
商人对官僚的严重依赖性，商人资本、高利贷资本以充当权力的附庸作为交换条件来换取一定限度内的存在和发展的保障，势必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生长的根据，把命运捆绑在政治权力的长与消和社会局面的盛与衰上。
同时，金钱又腐蚀着权力，因为权力能带来财富，从而助长了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和滥用。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和权力斗争的残酷，象书中所说的，“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骤然。”(第30回)
大明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商品经济的高涨没有卵生出新的社会文明，关键在于体现商品经济最高发展水平的城镇没有起码的自由和自治。
私人工商业的活动，依旧如卡尔马克思所比喻的，象“生活在世界空隙中的伊壁鸠鲁的神”，在专制主义时张时弛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和伺机壮大，缺乏保障其自由发展所必需的形式的和可靠的法律与行政系统。
西欧中世纪后期的新兴工商城市里的情形恰好相反，正如一句德国谚语所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城市工商业者的共同的经济利益促使他们在城市经济壮大以后通过“赎买”或对抗的方式，向城市所属的封建主争取“自治权”，取得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自由和独立。
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并且因为分散、割据的领主的力量微弱，乡村的封建关系不易渗入城市。
城市内部形成完整的市民阶级，市政府、议会、法庭等分权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这便是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新式工商城镇因为没有自治权利，也就难以形成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为之奋争的严格意义上的市民阶级。
城市中除了工商业者及其仆役人口外，还有大量军政官僚及其属从，况且随着城市繁荣，乡居地主、士绅和大批流民纷纷移入，成份极为复杂。
适应众多人口的消费需求，烟楼茶肆鳞次栉比，各种奢侈性的服务业、商业充分发展起来。
在物质财富增加、市场产品丰富的情况下，传统城市中贵族式的奢侈消费风气在市民社会中靡然盛行开来。
暴富的市民在尽情地享受金钱带来的一切快乐，但是在追求“财”与“色”的极端官能刺激中，他们无法磨砺出一代社会变革者所需要的坚韧不拔的素质。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与《天路历程》中的主人公“基督徒”，两人的意志、气质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在《金瓶梅》的市民社会里，传统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道德的准则依然发挥着效力。
西门庆为人处事，总是攀亲扯故，在宗法——权力关系网中施展能耐。男尊女卑、主贵仆贱的纲常秩序也道貌岸然地维系着，女性、仆人因其奴婢的地位注定了悲惨的命运。
在专制主义的淫威下，两宋以降的新式工商城镇没有容许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市民社会里产生了一些悖离传统的变异现象，但却摆脱不了传统政治结构的束缚。
插图本《金瓶梅》
七
以工商经营者为主体的市民们的正当、自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得不到制度的保证，反而陷入无法冲决的网罗中。
沉重的压抑，使得人们对人性异化的反抗，在对物质财富和感官功能疯狂的追逐和享受中得到一时的、片面的胜利和满足。
尤其是在性欲无止境的放纵中，人的动物性本能得到彻底的宣泄。
在黑暗的窒息下，人性毕竟以亢奋的动物式的野性方式迸发出了光彩炫目的生命之花。
“财”与“色”是中国文化中最刺眼、最忌讳的两个字眼，历来为道学家们所挞伐、诅咒。
然而，无论哪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富贵的特权阶层的生活，都离不开它们。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社会的某些特点。
一方面，以孤立、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缺少必要的“张力”，小农经济极易解体，其败落便决定了王朝的衰微，直至覆亡。
同时，这种社会也不乏“弹性”，毋论地权的分割与转移、身份等级的变动不居，
就人的欲求而言，在贵义贱利、“存天理、灭人欲”的幌子下，没有杜绝对“财”和“色”的渔猎，特别是在宫廷和贵族的生活里，甚至可以说：
性无禁忌！
这或许是专制主义在对人的全面禁锢中留下的一个缺口。
人们，尤其是两宋以来的市民们正是由于这个缺口的诱惑，争相投身到货殖逐利的洪流中，而且顺着这个缺口尽情地挥霍获取的物质财富，寻求色情的刺激与满足。
崇祯本《郓城县志》
他们在践踏旧秩序、旧道德的同时，也泯灭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伦理规范，却没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和道德。
“财”与“色”的泛滥，使这个缺口越裂越大，以至成了蚕食大一统专制国家堤坝的一支凶猛力量，商品经济的膨胀与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同步增长——这个历朝中后期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明代还是发生了。
“财”与“色”是市民文化的特质。
在《金瓶梅》里，没有美和诗意，没有理想和希望。对“财”与“色”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生命冲动，曾迸发出零星火花，
但倏忽便消逝了，前头依旧是无尽的黑暗，因为这种畸形的新式城镇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逃脱不了沦为王朝殉葬品的厄运。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泄愤”的书，可谓颇得作者心机。
作者生活和熟悉的是人欲横流的市民社会，他把对这种社会的体验和蕴含其中的精神气质的感知，化为书中的人物及其活动，将自己反抗社会压抑的异端意识，注入西门庆等人的荒淫无度的宣泄里，求得痛快和欢畅。
然而，作者又看不到希望和光明，困惑、无奈中只能从佛教轮回的结局里寻求心灵的抚慰。
这两种心绪矛盾着、交织着，唯其如此他才复制出市民生活和文化的生态原貌，而同时作者之缺乏超越意识，又使他的作品留下了无法抹掉的自然主义的胎痣。
作为新生事物的市民文化没有出路，便也宣告了传统社会没有出路，这就是《金瓶梅》给读者的最大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注释]
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页。
②李贽《续焚书》卷2“论交难”。
③④⑤分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⑦《崇祯郓城县志》卷7“风俗”。
⑧⑨分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41页，三联书店年版。
⑩《资本论》第3卷第页。
详见余英时论文《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
《路德维希赛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科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页。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四辑（第二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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