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岳
今天的北岳恒山，即山西浑源县天峰岭，是明朝才上位的，在五岳里最年轻，资历最浅。
古北岳是河北曲阳县常山，常山赵子龙那个常山，现在叫大茂山。“常”即“恒”，河北常山本来叫恒山，汉文帝叫刘恒，宋真宗叫赵恒，所以汉朝和宋朝为了避讳，把恒山改叫常山，宋代开始也叫大茂山。明清时期，都城北移至北京，超出传统的岳域之外，所以明清将北岳北移以扩大岳域。
《汉书·郊祀志》：“北岳常山于上曲阳。”《后汉书·郡国志》：“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晋书·地理志》：“上曲阳。恒山在县西北，有坂号飞狐也。"《魏书·地形志》：“曲阳，有恒山、嘉山、黑山、尧山、黄山。"《隋书·地理志》：“恒阳，后齐去‘上’字，开皇六年改为石邑，七年改日恒阳，有恒山，有恒阳溪。”唐《元和郡县图志》：“北岳恒山，在曲阳县北一百四十里”。《明史·礼志》：“（万历十四年）大同巡抚胡来贡议移祀北岳于浑源。”《明史·地理一》：“（唐县）西北有大茂山，即恒岳也”。《明史·地理二》：“（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清史稿·地理志》：“曲阳，西北恒山，古北岳，顺治末，改祀于山西浑源。"《清史稿·世祖纪》：“七月丁卯，移祀北岳于浑源州。”
曲阳北岳庙现存从北魏到近代的碑刻文物，是现在规模最大且遗存最丰富的北岳庙。尤其是唐宋元的碑文实证犹存。一直到明太祖洪武年间，曲阳北岳庙还立有朱元璋御制碑《大明诏旨碑》。
北岳改封提议，最早出现在明朝永乐时期。在明朝弘治年间，是否改封北岳，逐渐成为一个阵营争执激烈的政治议题。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明末，主张尊山西浑源恒山为北岳，在民间逐渐被广泛认同。
弘治年间，北岳之争开始屡次爆发。主张改祀到山西浑源的一派，其理由主要是因曲阳大茂山和祭祀地点曲阳北岳庙都位于在京师南面，方位于传统礼制不符。曲阳大茂山与浑源天峰岭均处恒山山脉，一为恒阳一为恒阴。浑源恒山相对京师偏北（实际上与紫禁城纬度大致相同）。而且距离上，浑源县地处平坦地带，就在浑源恒山脚下。而曲阳县虽地处平原，但曲阳恒山却在山脉深处，距离县城六七十公里，只能在曲阳北岳庙遥祭北岳，交通不便。
反对改祀到山西浑源的一派，则主要举证历史上“改都而不改岳”的事实。比如长安，一直位于西岳以西。西安在秦汉时期，的确属于京师在岳域之外，可是西安在周唐时期，却有东都在岳域之内。而且，长安虽然在西岳西，但西岳却在长安为都时，长期与京师为京兆同府之县，可以说是一地。北京与曲阳北岳却不同府，京师方位北离岳域的问题比京兆西岳更严重。
据记载，在弘治年间，北岳改封与否，在朝廷爆发了两次争论。嘉靖年间爆发了一次。万历年间爆发了一次，但均被驳回。但从弘治年间开始，浑源恒山就始立北岳庙。在徐霞客《游恒山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浑源天峰岭叫恒山，是北岳，已渐渐被民间普遍接受。明朝时期，北岳逐渐变成了曲阳、浑源两庙并存，两山由官方和民间并祀。北岳晋冀同尊成了一个独特现象。但直到明末，仍有顾炎武作《北岳辨》，试图厘清贯穿明朝的北岳之争，倾向于为曲阳北岳辩护，同时以同为恒山山脉皆可称恒山，来弥合明朝北岳之争。
最终定音的，是刚刚入关的清朝顺治帝。在这次厘定祀奠的奏疏中，顺治皇帝亲笔御批“移祀北岳于浑源州”，罢曲阳北岳庙之祭祀。与明朝的四次争论不同，清朝这次竟无人上书反对。这次改封，朝廷上为什么如此顺利与温和？
可是，明清的史料上并没有否定，从汉到元祭祀大茂山为北岳的史实。毕竟现在曲阳北岳庙里那么多谒碑干货证据在那放着的。明人托古改封北岳，托的也是尧舜时期的古北岳，是传说时代，不是帝制时代以后，甚至不是夏商周三代时期。这是明摆得否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甚至明初，历代王朝对曲阳北岳祭祀的文字记录，铁一般的事实。孰是孰非本来很明显，对改封派而言这又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明朝之所以会在永乐之后爆发北岳改封争论，是因为永乐迁都，从南京到北京。明朝作为唐朝以后，有一次实现汉地完全统一的，宣称追迈汉唐的大王朝，于礼法上，曲阳相对北京的位置确实不再合适定位为北岳。所以作为士人的命官，提出这个建议，合情合理。但朝廷为什么始终按捺不改，以至于贯穿明朝始终在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改变，又是改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历代之史俗成例，也是动摇明朝作为秉承汉唐文化的法理性问题。所以，明朝统治者实际上是两难处境，北岳不改，不合礼。北岳若改，不合理。所以，争论虽然一直在，但慢慢得就发展成两山由官方和民间分别并祭的问题。毕竟，同属恒山山脉，皇帝又不亲临封禅，皇帝在京都对着大方向遥祭，州官在地方祭祀，除了朝廷上较真的文人们相争，两座恒山井水不犯河水，各自行事，各自相安，岂不美哉？朝廷对棘手的地域间择取的两难问题，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事情，其实现在也有很多。
清朝对北岳态度，却是另一番景象。一者，贯穿明朝二百年的两山并尊北岳，已经给浑源恒山奠定足够的民意基础，只差官方盖个章。二来，明廷既为争议之始，清廷也不怕改岳的历史黑锅会全都背在自己身上。但更决定性的，是少数民族入关的清廷，要文化立威。明朝既然埋好了这个改岳的伏笔，清廷通过正定五岳礼制与京都礼制，顺势强化自己的天命，为什么不呢？
既然，少数的满人，能改多数汉人的天命，那二百年的天峰岭，如何就改不得两千年大茂山的天命呢？
既然，满人的京师，能遵从华夏的礼制，汉人又何必不守满人立得规矩呢？
既然，满人可许文人以高官厚禄，也可文字狱训治不服的文人，那么，为厘顺汉家礼制，而更改一个汉人固有之北岳位置，谁又该说什么，又敢说什么呢？
顺治亲批改祀北岳，大概是想试探性的看看，到底是哪些人，想学明臣一样再反对这件事...清廷，毕竟不是明廷了。清臣，又安敢学明臣？在清初立朝的高压政治之下，果然改岳这样的千古大事，都没能掀起哪怕一丁点波澜。
这就是五岳文化的流变与坎坷，以及背后的规律。而经历这种坎坷的，并不单单只有北岳...
南岳
“衡山”之争，是一场更早发生在周汉之间的历史迷案。
隋唐以后官方认定的南岳，即今天的南岳衡山，是湖南衡阳市的衡山，在长江以南。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南岳，在今天的安徽潜山市天柱山，在秦汉时期叫做霍山，在长江以北。
而汉代对先秦古南岳的记录的“衡山”，在方位上与汉朝官方认定的霍山是一致的，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按这个思路说说，汉武帝封的南岳霍山，也就是天柱山，原本叫做衡山。
《史记》：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
区划名称上最早的衡山，是秦朝在天柱山一带设置衡山郡，后为楚汉之际分封的衡山国。持续到汉文帝时期。可是，汉代史料中，“江南衡”也同时是出现较多的对先秦古南岳描述：
《汉书地理志》：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文帝十六复为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属荆州。...《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尔雅释山》：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
清段玉裁注释本《说文解字》专门整理汉代材料论述过这个问题：
南霍，南霍者，衡山也。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县西北。风俗通曰。衡山一名霍山。尔雅释山曰。霍山为南岳。尚书大传，通皆举霍山。毛传则曰。南岳，衡。许宗毛者也。曰南霍，正皆谓今湖南之衡山。即汉地理志长沙国湘南县东南之禹贡衡山也。封禅书。汉武帝元封四年。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此郭景纯所谓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天柱者。葢自是天柱始有霍山之名。而衡山不曰霍山矣。许言霍者，从其朔偁也。天柱山者，今安徽六安州霍山县南之霍山是也。
到底衡山在长江以南海是长江以北，先秦古南岳的说法有很多，只能说是一笔周汉时期，五岳概念形成时的糊涂账。应当说湖南衡山与安徽霍山，到底谁是先秦古南岳，各自都有支持者。
西汉时，汉武帝将五岳官方祭祀明确为国家制度，并钦定江北霍山为南岳。江南衡山与江北霍山的古南岳之争，却始终存在。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记载的方位上讲，霍山应该就是秦朝与汉初的衡山。但可查的东周史料中，提到衡山极少。武汉帝封霍山为南岳后，也罕有人再给天柱山使用衡山之名。而且，同样祭祀霍山为南岳的西晋，还在湖南衡山设置了衡阳郡和衡山县。霍山这个名字，秦汉时期，除了衡山国，和《史记》中几处未指明具体地点的方位推测，似乎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当时的南岳霍山也叫衡山。反倒是同样尊霍山为南岳的西晋时期，在湖南开始设立衡阳郡与横山县。所以，争论应该一直都有。但在霍山被汉代官方正式封为南岳之前，民间普遍尊崇江南衡山，也是比较明显的。
汉武帝定汉制，弃江南衡山而正式封霍山为南岳，经学界仍有人习惯尊湖南衡山为南岳，直到东汉确定官方经义《白虎通义》，才在官方层面终结南岳之争。但民间的南岳之说争论一直没有统一和停息。这是后来湖南衡山翻转逆袭的历史基础。
南北朝的北周时期，宇文氏高举恢复周制的大旗，一改汉制，衡山南岳地位重新被官方重视。隋朝统一，定隋唐新制，封湖南衡山为南岳。湖南衡山的南岳地位便延续至今。
实际上，对于先秦古南岳的争论，现在除了湖南版与安徽版山外，现代还有一个非主流的湖北版观点。大致是讲先秦时期的衡山是在湖北荆州一带。其实这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如果把安徽天柱山替换成湖北，很多史料中的记载的方位也都基本成立。而秦置衡山郡，《史记》并没有写明范围，但衡山郡治在邾，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道。如果这个说法有道理，那么，很可能是两周时期，楚国逐渐崛起，并在长江以南扩张，且最终完全融入华夏文明圈，也许和衡山之变或多或少有关。因为从商周到秦汉之间，华夏文明圈对地理认知的拓展范围最大的方向，恰恰是南中国，也就是楚国扩张的方向。而楚国文化，又是长期与中原文化体系处于半游离半交融的互相影响之中。楚国地名系统本身也较为独特，比如历次迁徙的都城都叫郢。加上战国后期，楚国不断被秦国自西向东蚕食，中心不断东迁，那么或者也存在这种可能，南岳的地名之所以迁转模糊，是因为楚国的地名变化较为繁乱。在我个人看来，两周时期，华夏族群最大的地理大发现，是由楚国南拓完成的，那么在楚国的新疆土上，出现一些类似于纽约与约克的现象是很有可能的。也许，湖北版衡山没有显著证据，但楚国这个地缘文化大佬对南岳之争的影响，却可能是直接的因素。因为两周时期，对南岳具体位置的解释权，作为国境之内的楚国无疑是非常大。五岳中的改岳争议，实际上都是华夏文明扩张带来的衍生问题，也是中国各大王朝稳固道统合法性的派生现象。
西岳
西岳华山，虽然从上古一直持续至今天，但其实也曾差点改了山头。
西岳距离中原与中岳最近，所以“越域”问题最早发生。周朝建立时，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难题：周朝的都城位于西岳以西，也就是超出了岳域之外。这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地理正统性不足的问题。周公是周制的缔造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最初定了两个解决方案：
1、于洛邑设东都，作天子之居。
2、西岳西移，岳域西扩，将西都转为岳域以内。
岐、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於政不均，故东行於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是西都无西岳，权立吴岳为西岳。五岳不定者，周国在雍州，时无西岳，故权立吴岳为西岳，非常法，《尔雅》不载；以东都为定，故《尔雅》载之也。
岐、镐，就是周人最早位于关中的两座都城，岐邑和镐京。今天的宝鸡和西安。洛邑就是西周的东都，东周的王城，今天的洛阳。周公暂立的新西岳，即“吴岳”，是吴山，位于今天陕西陇县西南，陈仓区境内，在岐邑和镐京的西边。
不过，周朝时五岳位置在先民是文化崇拜性质的。周朝建立，发生了政治中心第一次在狭义古中原之外的情况，在时人心中相当于远离了华夏腹地。先民认定的五岳象征着族群疆域，不是一次制度上的改定封立就可以轻易撼动。所以，第二条改封吴山为西岳的措施，“非常法”，只是短暂的出现，并没有成型。吴山虽然没有越位为五岳，但至清朝仍是地坛供奉的仅次于五岳的五镇之西镇。最终，中岳附近的洛邑被建成周朝的东都，五岳方位“以东都为定”，也就是以东都为标准，处于东都以西的华山，才保住了西岳封号。
五岳地位不是依据海拔高度排的，也不是按照山体的秀美程度。华山最高峰将近米，虽然是五岳中海拔高度最高，但山下与峰顶相对高度大概只有多米的样子，泰山相对高度是米左右，只差了多米，站在山下用眼睛很难直接能用眼睛目测出哪座明显要高。
五岳之中，西岳华山是海拔最高，颜值担当。可正是由于但华山太高太险，唐代以前连凿石为阶都很难，罕有人能登顶。文人墨客几乎都只能是在山下观山，至多在云台峰这个山腰处观山，留作很少，佳作更少。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临近西岳华山的非常多，但长安皇帝封禅泰山的最多，封禅华山的一个也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帝登上华山的成本很高，何况是率文武百官。所以史料记载，汉唐皇帝至多只在华山脚下祭祀西岳。连号称历史第一驴友的徐霞客，写游记描述其他名山时，一贯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写华山时却只写了一篇简短的流水账，不禁令人怀疑是不是遇上了大雾，或者可能是根本就没登上华山，敷衍而作。相比而言，泰山能站最高处一览众山小，华山只能站半山腰一览主峰高，古人体验不一样，和今天不能比。华山在历史上的文学地位和政治地位不高，其实就是被这高（海拔）和险（颜值）给耽误了。
中岳
中岳位于中原，天下之中。在古人政治理念和先民传统认知中，中原才是最具“地德”的方位，天子之都理应居中。洛阳就居于天下之中，四贡均里，靠近中岳，几乎是唐代中期以前，士人心中最理想的都城区位。
按照这种华夏传统文化心理来讲，中岳应该是五岳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殷商甲骨文中，早期的“岳”字和“河”一样，当时是特定指称。“河”单指黄河，“岳”也应该是单指某一当时最被尊崇的大山。这座山，现在已经不可考，但记载周朝建东都时择址与“岳”临近，所以当时的“岳”，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中岳嵩山。先秦时期，除了五岳，多有四岳的说法，是东南西北四岳，不含中岳。越是久远，记载的四岳就越多。可见中岳很可能最早是单论。到汉朝武宣定汉制后，五岳才成为官方明确祭祀的五座神山。中岳大概是最后被纳入五岳体系的，但此前地位比其它四岳更高。因为夏商时期，夏商王都虽然迁徙频繁，但夏商族群的基本盘在中原一带，王都始终没有离开中原区位。夏商千年，古民世代固有的地理崇拜与疆域情结，早已根深蒂固。岳域以内，才是华夏文明开化之高地。时人最理想的都城区位，就是在四岳范围之内。居于中心，临近中岳最佳。在古民心中，四岳以内更像是支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四根天下支柱。所以天子居所居中，在中原才是理想状态。
所以，五岳在先秦时期，是华夏族群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性的地理情结和政治性的疆域理念。在秦汉统一之后，才逐渐规范成为官方制度性的祭祀对象。所以越是早，官方制度想要改变民间理念，就是越是难。因为，这是一种延续很久的，普遍的地理观、历史观，乃至世界观，是科技尚落后，对世界认知局限的古人，解释人类存因和世界存因，塑造认知安全和族群认同的关键逻辑支撑，古代政权必须要重视。简单靠权力去扭逆整个族群世代相传的世界观并不容易。起码西周时期比西汉时期要难很多。
当时，从甲骨文中唯一的“岳”，到两周时期与四岳并称的“中岳”，再到秦汉帝制开启后，因帝王封禅东岳而逐渐排在泰山之后，嵩山的地位是逐渐降低的。这背后体现的是什么？
夏商时期，崇拜唯一的地处中原的“岳”，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地上众多诸侯邦国部族对先进中原的崇拜，是文化崇拜衍生出的地理崇拜。但周朝建立时，华夏族群的活动范围，已经大大扩张。西处关中的周文明已然十分先进，取代商族成为天子共主，却遇到个很尴尬的问题：周人京畿在当时的西岳以西，五岳之外，所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都城在古岳域之外，“地德”不旺，正统性不足...
天子都城竟然不在华夏腹地，周朝西都超过西岳范围，是第一次对上古先民的岳域与中原崇拜理念产生强烈冲击的事件。这次改立西岳最终失败，证明了当时古民对岳域固有认知的根深蒂固，这实际是夏商中原集团一直以来对天下所倡导和布局的文化制高点优势。尽管西周近三百年的基本盘仍然主要在关中，但在中原新设立的东都作为政治中心之一，算是圆了西周的这个首次出现的“地德”难题。商周开始，四岳与五岳开始取代殷商甲骨文中的“岳”，实际是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夏商两代的中原崇拜情结。当然，这种弱化程度远远称不上扭转。华夏族群的天子居中情结，一直持续到唐宋变局，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相继衰落之后。
西周定制后，东都制就是持续体现着先民天子居中的理念，是某种程度顺应夏商漫长历史形成的文化惯性。洛阳在宋代以前，始终是世人心中最理想化的，居于天下之中，四贡均里，靠近中岳，几乎是“地德”样板表率的都城。这一理念，被周汉魏晋隋唐五代持续继承。在关中政权建立的王朝中，除了比较刚的秦，与继承了秦制又打磨出汉制的西汉，大多都以洛阳为东都，算是在先民延续数千年的地理崇拜方面，弥补了关中过于偏西，“地德”不足，在华夏传统观念中缺乏方位正统性的难题。
从西周到隋唐，虽然统治集团多是西北政权、华北政权起家，但在实现北方统一或全国统一时，各朝代建都、迁都、设东都的趋势都或多或少存在。东周迁洛，新设东都，东汉迁洛，魏自邺迁洛，北魏自平城迁洛，隋唐设东都...择洛阳天下之中建都，是中原崇拜的文化惯性，即使在政治中心偏移出狭义中原范围之后，也持续了两千年之久。著名的北魏孝文帝迁都的理由就讲得十分直白，直接点明迁都与岳域有关：“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从西周开始首次，到唐五代最后一次，洛阳一次次被动地由岳域外政权选迁为实质性政治中心，或建设成实质性政治中心之一，并非偶然。帝制时代以后，洛阳辉煌顶峰期有两次，一次是东汉超长大一统帝都时期，一次是隋唐东迁趋势的高潮期武周神都时期。可是期间，东周衰落，汉末分崩，魏晋短祚，北魏速败，隋末大乱，武周乍现，五代频亡，这些历史现实也无疑在一次次质问着士人：上古时期的天子居中理念是否真正有效，到底能否实践，还是空泛的理想化之说？到宋朝太祖最后一次迁都洛阳的努力失败后，尽管彼时北宋，仍是以开封为代表的中原板块作政治中心的时代，但经济中心此时正逐渐南移，文化中心也即将东移，北方的民族格局、军事条件迅速恶化。开封已经处在东移的过渡期，北宋士人宁可接受开封的形胜不足，也极力阻挠都城重回洛阳...中原崇拜与天子居中的传统区位理念，似乎已先一步崩溃。
与这种都城区位理念相应一起衰落的，是中岳的地位。武周时，唯一的女皇，唯一一次封禅了除东岳以外的中岳嵩山。嵩阳县还由此改名为登封县。这是既是中岳地位的里程碑，也是分水岭。五岳背后，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地理崇拜与疆域崇拜。但中原衰落，中原崇拜彻底破灭后，五岳的地位也随之衰落。后中原时代，进入运河时代，北京成为宠儿，除了官方例行的五岳祭祀礼仪，封禅在统治者的文化战略选项中，已经没有一席之地。而且经历了唐宋变局，明朝远离北岳，地德难题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改封北岳，也波澜不起。宋京远离中岳，宋真宗封禅东岳，大臣更多是劝阻。他之后再也没有皇帝封禅过五岳，哪怕是东岳，这些都体现着五岳政治寓意与文化地位整体性的削弱与衰落，背后是中原崇拜文化惯性的彻底瓦解。所以，五岳、中原、都城，三者实际有紧密的政治与文化之联动性。中岳的地位，在夏商可称独尊。周汉开始转弱为不如东岳，而与西岳、北岳可并尊。隋唐时因二圣去关陇集团影响力而倚重关东路线而一度反弹，仅次于东岳。宋代以后，五岳地位随着中原崇拜文化的破灭而一起衰落，连东岳也随着五岳政治地位的衰落而相对衰落。现在泰山地位是因独有的封禅历史而最高，备受后中原时代的士人推崇。北岳、南岳均有过改封，地位靠后。西岳文化与政治地位虽然不彰，但解决了交通难题，依着高险俊俏的山体观赏性，名气反而盖过中岳一头。
东岳与关中
东岳泰山，无疑是中国人文第一山。由于六帝十封，帝王将相墨宝满山头都是，想不第一都不行。最早高高捧起东岳的，无疑是第一个大一统皇帝，始皇帝。
秦始皇的都城挨着西岳，秦国地处华夏西隅，离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岳也不远，为什么不封西岳中岳，而要跑那么远，跳过中岳去封东岳？帝王行事，没有政治意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帝王，尤其是秦始皇这种每天论斤称奏牍的工作狂，时间尤其宝贵，不会做没有政治意义的闲事。
儒家说服始皇帝时，说上古传说的帝君都偏好封禅泰山，但这些对秦始皇的诱惑不会那么大。东岳本身有它的独特优势。如果说中岳代表的是中原崇拜，那么东岳代表的是上古的太阳崇拜。毕竟日出东方，意味着朝气方升，紫气东来。东宫方位，东岳泰山发生一次地震，皇帝就吓得不敢换太子，何况封禅之事。没有足够民意和天意，宫中遇上个打雷着火，哪个地儿遇上个天灾人祸，想去东岳的皇帝也会吓得寸步不敢行。即使是祖龙封禅，照样淋成个落汤鸡，让人嘲笑为德行不够。进入帝制时期以后，历代帝王对封禅东岳的向往与感情，以及政治意义，都是超然的存在。但原因不会单单只是皇帝想做场巨额耗费国库的大秀那么简单。
那么，秦始皇封禅泰山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更喜欢泰山？不是，因为他要拉拢远方黔首。秦制的确立，以及继承秦制的汉制，是继西周之后，秦汉帝国第二波关中本位时期。这是中原崇拜在政治上一段相对波谷的时期。西周是顺应中原崇拜文化，因此周制倡导天子居中，设东都，东周五百年又长期践行着这种都城理念。到秦朝时，实际上这种理念的惯性是很强的。秦始皇与秦的政治文化自成一系，比较刚，虽然统一了各种国家硬件，但唯独无力的，就是舆论的统一，文化心理的统一。刚则易折，秦朝最终也是亡于这种合法性危机。秦始皇最后几年，各地纷纷出现始皇死则地分的谶语。诵法儒家的诸生与方士，也四处制造反帝制舆论，鼓吹重建封建制度。秦廷内部也为集权制与封建制产生两次重大路线争论，其胶着点就在于集权制度不得舆论人心。在西汉建立后，刘邦集团还在代表周德的洛阳与代表秦制的长安之间，展开过一场定都争论和博弈，从人数上说前者还占上风。甚至到汉文帝时期，朝廷还在为五德终始观下秦朝是否可以算作正统发生激烈政治斗争。何况秦末四处起义，反秦势力此起彼伏，关东各诸侯国纷纷自立，天下一呼百应。可见，秦朝爆发的舆论危机是严重的，致命的。
秦始皇称帝之初，天下刚刚统一，秦始皇的路线还没有彻底摊在台面，形势并没后来那么差。封禅，实际上是对儒家这个当时第一大显学，采取招抚政策。儒家的大本营在鲁。封禅泰山，实际是借推崇齐鲁文化，儒家文化，在政治上收买具有关东地区舆论主导能力的儒家学派。秦始皇东巡，听取齐鲁儒生的建议，隆重封禅东岳，是给儒家圣地和儒家圣山贴金，表示自己的友好态度。秦始皇封禅时遇到大雨，下山后很狼狈，遭儒生讥笑，也十分宽容并未发难。他把儒生广泛纳为博士，成为朝廷倚重的一股力量。其早期招抚儒生与晚期改为独尊法家，焚书坑儒的路线是截然不同的。早期的秦始皇，实际上不仅不坑儒，而且尊儒，是怀柔倾向，但他的底线是不接纳儒生鼓吹的分封制。所以早期，同样持怀柔路线的扶苏受到重用。路线变化时，怀柔路线的领袖扶苏也成了政治标靶。秦始皇封禅泰山的政治效应是明显的，对儒家是重大的政治利好，历史效应也明显，开了皇帝封禅之先河，实际上是对齐鲁文化的招抚，是对更广大关东地区的文化收买，也是对普遍的中原崇拜心理的侧翼牵制与削弱。
秦朝遇到的“地德”难题与周朝建立时一样，但秦朝不设东都，面临着比西周更艰难的“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的尴尬境遇，这本身就是合法性隐患。秦制与周制的路线不同。周起于关中，为了顺应古民的中原崇拜心理，在中原设东都，立中岳。秦起于关中，为了弱化古民的中原崇拜心理，却越过中岳，收买舆论，提升东岳的地位，对冲这种文化心理。当然，秦不搞分封，在核心议题与路线上不向期待封建的关东旧贵族集团妥协，和儒家就是同床异梦，招抚政策最终破产。秦始皇晚期对儒家从怀柔路线转为政治高压路线，胡亥加强了这种路线，秦末舆论对抗迅速升级，成为秦朝速亡的导火索之一。但是东岳的地位已经被推起来了。
第二波推助东岳声望的当然就是创立汉制的汉武帝。这个时期，儒家鼓吹的分封制早已在楚汉分封惨局的现实面前破产。西汉经历了郡国并行制的妥协与儒学改革后，汉武帝时期的儒家已经放弃了封建主张。这个时候，汉武帝外尊儒术，通过仕宦渠道与儒家合作，封禅儒家圣地的泰山，内留法家，继承秦的帝国集权制度。封禅泰山，既是公开讨好儒家讨好大关东舆论，也是隐晦昭示效法始皇路线。同时，西汉同样不设东都，对关东豪强实行高压政策，也是不折不扣的关中本位时期。汉武帝仅对关东豪强的强制迁徙，就在关中生生造出一座人口超过长安的茂陵邑。看着帝国铁骑四面游走出击，看着各大族举族迁徙流离，武汉帝治下的关东大族，恐怕个个都过得胆战心惊。西汉继承的不仅是秦朝对东岳的封禅，更是秦朝对关东豪强的招抚分化手段。和秦始皇一样，封禅泰山实际上是皇帝向大关东地区的政治示好，但内里却是，先有关中本位王朝对关东豪族的这种高压政策，先有这个前提才需要这种示好以缓和。汉武帝定汉制，改封南岳衡山为霍山，是侧面削弱五岳整体性地位的举动，是对这种普遍地理崇拜情结的一次舆论压力测试。当时也的确有很多经学家不吃汉武帝这套，故而汉代才有那么多关于江南衡与江北霍的争论。显然，虽然汉武帝最终也遇到了舆论危机，并第一个颁布了罪己诏，但是这次危机远没有秦朝那么激烈和具有破坏力。汉武帝是个多面派，广受争议，但多次封禅，却实实在在把东岳独尊的声望再次提振起来。
西汉直到元帝之时，合法性危机逐渐升级，不得不放弃陵邑制，加强倚重外戚势力，并重用儒家进行舆论引导，甚至采取儒家方案搞一场失败的再受命。最终，关中勋贵集团为了在愈演愈烈的合法性危机下优先保存关中本位，甚至包装出天命鸿儒的儒家皇帝王莽，舍掉了刘家这面招牌，而且做出妥协重新设立东都洛阳。但莽新复古改革失败后，关东豪强集团反而拾起刘汉这面招牌，重建了一个关东本位的东汉。此后，中原崇拜，天子居中的理念再次复苏并大大加强。秦汉时期（秦，西汉），实际上是宋代以前，中原崇拜心理相对而言的低迷时期。两汉渐渐形成的关东士族，借儒教经学，倡导复古迷古思潮，以强化士族力量，挑战关中西汉功勋集团的政治利益。通过经纬崇古之道，东汉魏晋直到北魏这段时期，本已经渐弱的中原崇拜与天子居中的理念，再次开始转强。这段时期，洛阳是中原崇拜、汉文化、天子居中理念的不二代表。儒佛道三教文化，均在洛阳和中岳一带迅猛发展。
再次封禅东岳的，是汉光武帝。东汉魏晋因为本质与秦汉不同，所以皇帝对封禅东岳的态度和封禅东岳的政治效用，也是截然不同的。秦始皇、汉武帝封禅，前边说到是招抚大关东。但洛阳的帝王，王朝本身即关东本位，招抚大关东的政治意义自然不如关中王朝那么大，政治动力也弱得多。这种态势下，封禅就失去了国家统战的政治意义，仅剩宣示皇权法统的政治作用。东汉光武帝统一天下，大臣建言效法秦皇汉武封禅东岳，却意外地被光武帝严词拒绝，自此以后，群臣不敢再建言封禅。这笔消耗国库的大秀，对光武帝来说不划算。而且光武帝虽然是关东集团助力上位，施行关东本位政策，但此时为了加强皇权，一直在推广度田令，试图削弱隐匿大量人口土地的关东豪强大族的实力，这个表态性质的脸面光武帝不愿意赏。但光武帝在临死前一年，却亲自利用谶纬“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给自己策划了封禅东岳的理由事件。显然，光武帝的这次封禅，目的更多是出于其个人。他年过六十，建立不久的王朝，正处于一个权力结构面临新老交替的敏感时期，继承人问题也有过换太子风波。东汉是士族门阀的形成期，豪强作为士族门阀的前身，本身已经远比西汉时期对皇权的影响更为强势。光武帝作为开国权威，自知老迈而时日不多，年轻的太子从出生起就长于宫中，实际上面对关东地区已经闭门为市，拥有大庄园和私人武装力量的各路豪强，东汉皇族并不如西汉时那般强势。光武帝度田已经激起关东多起叛乱，即将继位的年轻皇帝的压力并不小。在皇族绝对权威的光武帝感知到生命即将结束时，刘氏皇权的稳固，刘汉法统的强化，势必需要拥有强大舆论引导能力的关东豪强集团的配合。
光武不顾老迈，亲自策划封禅东岳，这次暮年封禅，一方面则是标志着光武帝面对关东态度的软化，通过运作大关东中心的东岳封禅，示好大关东地区，招抚性得寻求关东各集团在敏感时期的支持。这次封禅，其实是光武帝为子孙计。
另一方面，则是昭示效法孝武，向天下宣示皇权正统性与对西汉坚定的继承性质。东汉都城虽然已经迁到关东地区的洛阳，按说东汉关东本位相比西汉关中本为，京畿区划理应有所变动，但光武帝仍然坚持旧有京畿区划司隶也就是仍将河洛、河内、河东、关中，西汉这第二地理阶梯的西部畿要作为东汉皇族的基本盘。与后来的魏晋相比，虽然东汉都城仍处于洛阳，但东汉的皇族基本盘侧重于从洛阳到关中的西部地区，魏晋的皇族基本盘则侧重于东部的颍豫一带，尽管都城相同，但皇族的直辖地区却在本质上仍有不同。东汉凡能够亲政的皇帝，基本都会前往关中祭祀西汉帝陵，巡抚关中士族集团。从程度上讲，东汉是关东本位，关中士族力量却依靠皇族直畿地位依然是活跃的制衡方，东汉许多名臣都是关中出身。东汉更类似于关中本位与关东本位的取衡点，交融期。这是光武帝独到的手笔，所以东汉成为洛阳作为京师的帝制朝代里国祚最长的。所以，这次封禅，既向关东表政策，也给关中做姿态。东汉是代表关东豪强集团的政权，可关中作为东汉皇室直畿区域，尤其是在东汉初期，仍存迁都长安的热议，朝堂与文化界的两都之辩此起彼伏，本位之争的余波仍有持续。关中士人，多用长安作为旧都论及正统，连朝堂上的关中士人代表，文史大家班固也得不做《两都赋》来为皇帝和东都，向关中士族力量作辩解。结合这个背景，这次封禅，就不是光武帝单纯效法秦皇和汉武的表功行径，而是宣示自己虽然只是西汉宗室，虽然都城不在长安，但通过中兴再造的不世功业，其所拥有的刘汉皇权合法性不容质疑，含蓄的点明对与自己始非一脉的西汉武帝的推崇，极力弥合了两汉嫡承的裂隙，同时安抚和拉拢了关中、河东、弘农等作为皇族直畿的关西舆论，实在是一箭双雕。
光武帝的这次封禅，具有很强的个人动因，时代动因，而不像秦汉以及后来唐朝那样，更有优先的是政权动因和地缘动因。而这这种个人动因和时代动因消失后，东汉的封禅动力也就弱多了。东汉第三代皇帝，处于东汉稳定后明章之治的治世时期，包括后来的汉安帝，都亲临泰山，却仅以柴礼祭祀东岳，均不再举行封禅大典。
西晋作为另一个天子居中的统一王朝，晋武帝灭吴后，群臣五次建请晋武帝封禅，却直接被晋武帝怼了个5:0。相比而言，洛阳的盛世帝王封禅东岳的动力实在是不足。因为关东本位的朝代，对中东部的统战需求不如关中本位的朝代强。光武帝更像是个偶然。
北魏分裂后，关中再次崛起。可中原崇拜在魏晋南北朝强化后，余波持续到隋唐，最终演变为历史罕见的皇帝两都往复状态。这大概是现实中的关中本位态，与思潮上的关东理想态，进行了一次历史大碰撞的结果。在这次东西博弈中，中原崇拜，天子居中的思潮在武周时期达到顶峰，在开元之后彻底熄火...
再次封禅，要到唐朝了。唐高宗的封禅，是盛世之举。彼时正是唐朝版图极盛时期。可这次背后是隋朝以来，隋唐皇族强烈的摆脱北朝逐渐形成的关陇贵族集团，这一政治路线的一次节点事件。关中政权对大关东的统战需求，在唐朝这次大一统朝代稳定之后再次显现出来。太宗时，皇帝就已经有封禅意向，但没有成行。立业关东的太宗夺位成功，本身就是关东集团与关陇集团在武德激烈党争后的协调点，太宗朝实际上是利用个人权威稳定了党争的局势，于其而言，封禅反而是刺激双方，不利平衡。高宗作为幼子继位时，皇帝权威骤弱，皇权与相权矛盾加重，高宗必须剑走偏锋，利用党争消此涨彼，强化皇权。所以他常年东幸洛阳，通过科举与斗争，提拔关东士族的人事力量。高宗死后，作为高宗内助的武后则是高宗政治路线和遗产的继承者。武后称帝后，把柄更大，更需要剑走偏锋，借助关东力量，拉打分化关陇勋贵。所以，武则天将洛阳从东都提升为神都，超过长安成为首都，而且历史上唯一一次在东岳以外封禅中岳。这些已经不是简单的招抚大关东的举措，而是要完成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和平时期，通过非战争手段，由关中本位直接冷过渡到关东本位。所以高宗、武周时期的政治斗争，程度越发激烈残酷。虽然高宗侧重以关东士族制衡关陇贵族，但并没有打算放弃关中基本盘，所以他临死仍祈回长安。如果说高宗封禅东岳，还是在招抚大关东，即中东部人心，那么武则天封禅中岳，则是实打实的宣示关东本位取代了关中本位，这已经不是示好大关东，而是昭示自己在政治上与中原捆绑，连基本盘都换了。近百年的迁都暗潮至此已经摊在台面白热化。当然，武则天的高压路线与关东基本盘，随着她的政权败落，也迅速被推翻了。唐玄宗时期，唐朝再次稳定，进入开元全盛期后，又一次封禅东岳。此时，玄宗仍然往复两都。此次封禅仍是东西路线斗争跌宕之后的安抚之举，昭示回归高宗路线，即玄宗仍在关中本位与倒向关东之间，折中取衡。这是对本来已经超车越位，又突然哑火败退的中原力量和关东士人的安抚。开元之后，情况再次发生变化。
受封禅的五岳，只有东岳和中岳。但前边也说到，西岳临近长安，但无奈唐代以前根本没有山路可以登顶，封禅在硬件上几乎没有可能。但西岳也与封禅有过一次擦肩而过。唐朝开始，华山上作为国教的道教发展迅猛，华山成为道教名山。华山道士逐渐在华山探索开凿出历史上第一条通往山顶的山路，就是今天的“自古华山一条路”。西岳封禅似乎成为可能。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封禅了泰山，彼时仍是继承高宗路线，游走于东西两都之间。而起自北朝的旧关陇集团在百年消耗下，逐渐走入历史，在玄宗朝已经相对凋零。玄宗权威加强后，面对得是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社会政治结构。故开元起，玄宗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除了官制、军制、税制这些显著的议题，其实还有攻克两京漕运的改革，针对的就是摆脱两都制，结束隋唐以来的迁都暗潮与本位之争。唐玄宗开启了天宝之后的新关中时代，自此皇帝不复东巡。这时，群臣奏请皇帝封禅西岳华山，皇帝竟欣然接受。其意义就是宣示政治中心自此可定于一尊。于是，华山开凿山路，修建坛场宫庙的工程被启动。这是东岳、中岳之外，第三岳如此接近封禅的机会。只是过了不久，由于关中突发旱灾，此次西岳封禅不得不作罢。但是仅三年之后，杜甫就写下了《封西岳赋》《进封西岳赋表》，准备向找机会向皇帝进谏封禅西岳。可见，当时封禅西岳的形势，已然形成一股政治潮流。随着华山交通难关的攻克与新关中时代的确立，本位之争退潮的大趋势已成。可是，当时的人们没有上帝视角，他们不知道，东西轴心的时代即将进入尾声，东部大平原上，南北轴心的时代即将开始。大平原北角的京津冀一带，开始在政治上挑战西角的长安和洛阳，大平原南角的江南一带，开始在经济上取代中原。天宝末年，起自北角的安史之乱爆发了。此后上百年的乱局，数百年的未统一，江南的崛起，中原的衰落，不仅没能让西岳抓住它最后的封禅机会，也让五岳封禅文化自此整体走向黄昏...
东岳最后的封禅，是由颇显庸弱的宋真宗完成的。这次封禅发生在澶渊之盟后，显然，不再是统战意义，而是类似东汉巩固皇权合法性危机。毕竟，于外，承认辽帝为兄弟即承认天下有两个皇帝。于内，太宗一支摘了太祖一支的桃子，却种不好太祖栽下的这棵桃树。这次封禅，太宗也努力过几次，并没有成行，最终完成于真宗。从次要的一个方面讲，这是真宗及其一脉皇族，通过效法历代盛世君主封禅举动，借光罢了。他们本人很需要一种比肩汉唐盛世君主的功绩评价，让百姓明白太宗一支取代太祖一支坐江山，是更合理的，让百姓认同大宋的延续，是因为太宗一支的付出和功劳。这是历史公认的唯一一次名不副实的封禅，也是最后一次封禅。但是，这次封禅对历史的意义却不止于此。这次封禅的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宋真宗承认了辽帝，且约为兄弟，则等同于天下有两个皇帝。武力上，宋辽对峙已然是短期无法改变的既定形势。所以，宋真宗为了昭示宋朝政权的天然合法性，从文化和舆论上侧面压倒辽帝的帝位法统，就必须借助作为中原王朝的地理优势、文明优势和礼仪优势。封禅东岳，其实只是宋真宗大祭祀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他不仅东封泰山，而且西祭汾阴。封东岳，是祭苍天。祭汾阴，是祀厚土。宋真宗的奔波，后世看来是折腾，是迷信，是虚耗，是好大喜功，但其实，是有着迫切的政治原因。宋朝无法维以往的藩贡体系，无法否认辽朝的帝位，是自己动摇了自己的合法性。在古代，皇帝，意味着天下唯一的共主。宋朝跨不过这个槛，无法在政治伦理上自洽的解释自己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宋真宗必须要完成这些大祭祀事件，来弥合的舆论裂痕...虽然，宋真宗与宋朝最终走到这一步，并不值得称道，但不得不说，宋真宗这么做是有深刻当世政治动机的，并不是后人一般认为的那样毫无用处。
后世固然有对宋真宗封禅泰山的耻笑，从而让封禅泰山在皇帝心中失却了以往的魅力。可这种虚名的魅力从来不是重大国家政治事件的决定性因素。毕竟，连最初封禅的秦始皇，在封禅的过程中，都是被记载得遭遇天雷暴雨天谴，狼狈不堪，直接遭到当时齐鲁儒生的当面耻笑...第一次封禅，就不怎么光荣圆满。如果仅仅出于虚名，这个头儿起得就不好，后来的强主为什么依然挨个效仿？实际上，在关中失都后，关中本位成为历史后，封禅泰山最重要的招抚大关东这一直接动机，就已经很弱了。宋真宗这次，是发生了草原与中原两帝并尊的个别情况。这次封禅，更像是一次意外。它的发生，恰恰是准统一王朝宋朝在进不能统一，退不至分裂进退之间，为维持现状而不得不向天下舆论做出弥补性的尴尬措施。它就是在借前人封禅的历史余威。而后来的王朝，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没有中原立场，所以没有必要提倡封禅。明朝更是出身江南，立都幽燕，把控包括泰山地区在内的运河一线的大一统王朝，最没有必要为此铺张浪费。而清朝，更是这两种反向动机的集合...
宋真宗能封禅东岳，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当时的京师开封离东岳泰山只有不到公里，而西安离东岳公里，洛阳离东岳公里，而且开封到泰山一路都是平原，西安到泰山要要经过关山险隘。从成本上讲，宋朝也是最低的...
东岳泰山：北纬35°；西岳华山：北纬34°；中岳嵩山：北纬34°
它们在一条东西线上。
中岳嵩山，在崤函古道东端的东边一点。西岳华山，在崤函古道西端的西边一点。
中岳嵩山，在黄淮海大平原的西缘山带。东岳泰山，在黄淮海大平原的东缘山带。
西岳在关中，紧邻西都长安，却从未得到过封禅。
中岳在中原，紧邻东都洛阳，代表狭义关东。
东岳在鲁中，恰好是黄淮海大平原的中心点，是整个中东部第三地理阶梯的核心点，是广义大关东地区的中心。
而且，东岳也恰好处在儒家文化中心，儒家圣地曲阜的旁边，是代表儒家的圣山。孟子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历来和儒家是高度捆绑的精神符号，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也有对儒家政策的昭示作用。
东岳与儒学
如果说，东岳与关中的关系可以解释地缘政治下的帝王统战动机，那么为什么这个标志性礼仪必须要选择东岳泰山，而不是其他的礼仪对象和地理符号？因为儒家。
封禅东岳最初就是秦廷的儒生博士所倡导。秦朝儒法之争，秦始皇虽然采用法家治国，晚年激烈转向独尊法家。但其在早期是统战儒家这个关东第一大显学的。其实到秦二世时，儒家博士依然高居庙堂。所以始皇依儒生之礼封禅泰山，是统战儒家。
西汉独尊儒术，是儒家成为统治思想的里程碑，汉武帝更是频繁的八次封禅泰山，尊儒意味最最明显。这是配合着儒学登顶国学地位的历史大背景。与秦始皇的招而不用不同，汉武帝对儒家采取的是收买策略。这一次，用儒家为官学，以入仕渠道作为招揽筹码，在长安兴办太学，从侧面逐渐将儒学中心转移到关中京师...这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以堵不如疏为应对关东儒家巨大舆论影响力的指导思路，实在是高明。关中法治与关东儒学的对立，最终被汉武帝成功消弭了界限，融合在一起，此后的儒学和儒家才不像先秦那样具有鲜明的关东标签...今人看待封禅泰山，很少联系起其背后的儒家和儒学地位背景，只着眼于帝王表功，难免一叶障目。
东汉刚经历了莽新儒家复古革新失败。这是一次统治者对待儒学态度的十字路口。光武帝选择继续推崇儒学，封禅泰山，也有做给儒家看的意思。光武帝再次选择儒学，统治阶层与最广泛和权威的学术思想再次结合，发展到东汉白虎观会议后，东汉已将儒学的官学地位彻底定调，国家同时掌握了对儒学的官方解释权，统一了此前经学纷杂自说的局面。此后，依托儒家经学，垄断仕宦入口的儒林士族，在东汉最终形成。
唐代明定“道儒佛”三教排序地位，三教并立，同时也是科举制度发展起来的时期...封禅背后的儒家背景，与儒家参与的学派、宗教博弈，也是一个不能小觑的文化因素。东汉末年形成的本土宗教，道教的世俗影响力和信徒，其实在三教中最弱。但因李唐尊老子为先祖，道教才虚排第一。泰山也是道教名山，唐朝虽然首尊道教，但在封禅东岳时总是淡化其道教色彩，凸显儒家“圣王”的封禅意义。像唐玄宗封禅泰山时，甚至都不让哪怕一个道士参与...此时的泰山和封禅祭典，仍然是儒家标签最为显著。而东汉传入，经魏晋南北朝大发展后，佛教的势力和受众，从上层到底层已经相当庞大，对国家影响力深重。唐初，是数百年混乱后，统一国家刚刚稳定下来。儒学作为国学的地位，其实暗暗受到佛学的冲击和挑战。唐朝两次封禅泰山，自有三教之争中，扶持儒教，昭示国家主导思想和入仕秩序不可变的意义。
而宋朝的最后封禅，恰恰是发生在唐朝的道儒佛“三教并奖”，发展到宋初，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这一时期。一主两从，儒学作为绝对权威的统治思想开始稳固，日臻完善的科举制下，儒教统治秩序被完全建立。而佛道仅仅作为出世哲学，个体思想，法外体系，再无可能撼动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与儒学作为国学和统治秩序根基的地位。这次封禅，恰恰就发生在濂学、洛学、关学等新儒学思想，吸收了佛道思想后，理学革命诞生的前夜。后世的官僚士大夫批判宋真宗封禅泰山是虚耗国力，可对当世的士大夫集团而言，宋初是高门政治瓦解后，以科举制为近乎唯一垄断的入仕渠道，儒学不再以“族”而以“教”的形式正式掌控整个官僚体系，文官系统迅速强壮的儒学革命的历史节点。如果说宋朝太祖太宗仍能摆控文官，那么宋真宗朝才是士大夫与皇帝真正共天下之始，奠定了两宋，甚至元明清的官僚制度、政治形态和儒学思想基础。所以，就不难理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强大的宋朝官僚士大夫集团，会陪着庸弱的宋真宗，用近乎幼稚的天书事件，去强行封禅泰山了。因为不管再有人反对，这对整个儒教集团整体而言，其实是重大利好。后世士大夫，站在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前人的肩膀上，忽略了时情而无法代入那种历史境遇，以为这是宋真宗胡闹，佞臣陪玩，视为儿戏...可代入到那种历史境遇里，这分明表明，皇帝已是儒教最虔诚的信徒，是由儒教士大夫集团一手带的好学生...三教合流，儒家经历理学思想改造，科举制下寒门士大夫集团登顶历史制高点，这一切启蒙于庸弱的宋真宗。封禅，便是酝酿国教思想革新的一个尊儒标志性事件。
只不过宋朝之后，颇有禁锢色彩的理学兴起。儒教地位稳固，一家独大，垄断士宦渠道千年，中国人心里处处都是儒教的条条框框，儒学无处不在，儒学沿着理学的道路上高歌前进，不再激烈变革。宋朝以后的儒，和宋朝之前的儒，已经截然不同。而两宋大大推动理学发展之后，封禅的神圣性，和宋朝以前的充满神秘主义的儒家道统理论，全被北宋中期以理学革命为标志的儒学复兴运动给抛弃...这是五代遍地军头称帝，汉唐的儒学政权法统理论崩溃后，理学新儒学重建统治秩序与政治形态的一个必然...北宋这次封禅，是最后一次借东岳来推尊儒学，相比此前亦是地缘色彩几近全无的一次。而此后作为新儒学的理学诞生之后，却反过来摒弃了封禅背后的尊儒标志...新儒学不再搞谶纬神学，不再坚持阴阳家创造的，颇具神秘色彩的五运更替正统观，甚至连传国玉玺的真伪，在宋以后都逐渐成为笑谈，不再神圣。宋明理学进一步世俗化，而道教则沿着宗教神学的路越走越深，泰山被新的宋明儒家教义抛弃了，意识形态属性上，只剩下作为道教名山的一面...从政治意义上讲，兴建建东都，封禅东岳，都是西部王朝招抚关东的形式。人们渐渐淡化了泰山的儒家符号、道统意义和教争标志，而单纯去看秦汉唐帝王的封禅历史，在后世儒生的眼里，反而只剩下劳民伤财的印象...
总结
所以，我们可否理解这个规律：大多数封禅东岳的皇帝，都是京师在今西安的皇帝。最西边的，反而最先发起且是最多的，到最东边进行封禅。他们是在东西舆论博弈最激烈的时期进行封禅，以示对大关东地区的招抚。另有两个中原的皇帝封禅东岳，更多是为了个人原因或昭示正统的需要。而唯一在中岳封禅的皇帝，恰恰是那个实质把首都从西安迁到洛阳的皇帝。在唐朝之后再次实现统一的元明清，无论相比汉唐时期的京师，通往东岳多平坦，通过运河运输人员物资多容易，社会有多太平，可连永乐这样反复北巡，康乾这类反复南巡，反复路过泰山的皇帝，都不再进行哪怕一次封禅...最令人玩味的是，康熙2次登顶泰山，乾隆6次登顶泰山，可偏偏是巡游祭祀性质，拒绝举行正式的国家封禅大典。以个人名义登顶，是不愿意为已经失去政治意义的虚名，去进行这样的国家虚耗。这体现着运河时代南北轴心下的明清帝国，与黄河时代东西轴心下的汉唐帝国，两者在地缘政治盘面需求上的根本不同。
而之所以每次这种统战都选择在泰山，恰恰是因为，泰山是最大显学学派，国学国教——儒家文化的地缘象征。封禅泰山，是地缘政治和文化思想两重统战意义的最佳叠加选择。
关中，地精而狭小，作为一个不算大的优质地理单元，想要完全掌控纷庞富庶的大关东平原，必须自强，必须提倡效率。所以，关中政权历来倡导和发展集权制度，是秦、汉、隋、唐的起源地和京畿地区，是大一统理念、皇帝制度、集权政治与法家实践的故乡...关东，则是人口最众的广阔平原地区，是礼法等级、儒家文化、分封制度、共治理念、门阀社会，浸润最久的地区，是统一中国历来的文化舆论高地...而屡次浴火而生的关中集权政治，与深润华夏士族民心的关东儒家思想，在两千年间一次次的战争碰撞和盛世融合，塑造了中华大一统的文明内核。秦汉唐，每一次大一统的尘埃落定，都缺少不了重大的统战性质礼仪事件，为帝制时代前半阶段的每一个长期朝局的新平衡来定调。封禅泰山，是关中政治与关东文化在融合期的历史选择，是以长安为代表的关中集团达成统一之后，对关东集团的地缘性、文化性招抚方式。直到这种融合最终成功，宋朝完成中国近世社会形态构建后，封禅从此退出了历史...
说到底，封禅，仅仅是长安与洛阳相继为都的上古至中古时期，关中本位与关东本位之间，博弈时期的一个宣示招抚的统战手段。尤其是远离黄淮海大平原，远离大关东（中东部）的关中政权更需要在博弈的激烈时期借助这个手段。从周到唐的两千年间，中国都城处在东西轴心时代，是处在第二地理阶梯上的长安洛阳双城时代，才有这个东西向的地缘政治需求。耗费民力的封禅大典，掏得其实是皇帝的腰包，消耗最多得是代表中央实力的国库，只要不是个二缺皇帝都会打算盘算账的。尽管这对皇帝本人是一个巨大的声望提升诱惑，但代价也是实打实的。只有在大一统时期，非分裂时代，且有强烈地缘政治下的统战需求，才有政治价值与舆论价值，皇帝才会更倾向于这个活动。否则，皇帝是出钱的人，他们也明白一场自欺欺人无用的作秀，会带走什么。起码，连好大喜功，鼓励炫富的晋武帝，都不愿意花这个冤枉钱。
如果说汉唐之间，在洛阳定都的时期，仍是与关中集团处于竞争中的中原集团的竞胜期，这仅可称为狭义关东时代。那么，以宋朝为过渡期，至明清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完全不同。明清时期，运河两端的京师军政集团与江南经济集团，坐拥关东大平原上，哑铃型带状基本盘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广义大关东集团站在历史舞台最中央的时期，是广义的大关东时代，是农业开发趋于饱和的黄淮海大平原作为绝对重心的时代。反而，封禅泰山，于后者而言，如同自己讨好自己，失却足够的意义和动机...即使东岳泰山的封禅历史如何辉煌，也再撬不动曾经那种举国大典的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