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4618893.html北宋熙宁七年(公元年)，天下大旱。
至四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已长达十个月滴雨未落。
宋神宗忧急如焚。
这一年，他二十六岁，已登基七年，与王安石携手的变法革新，也迈入了第五个年头。
朝中诸多重臣都认为天灾系变法不得民心所致，纷纷上书请求罢黜新法。
神宗左右为难。
就在此时，一幅叫做《流民图》的画作送呈御览，年轻的皇帝被画中的景象深深震惊了：
只见画卷上是成群结队、流离失所的灾民，他们个个面如菜色，身无完衣，挤满了京师街道。
有的甚至双脚拴着铁链在砍树挣钱，以偿还*府的青苗贷款……
与画作一同呈上的还有一封奏疏，说严重的旱灾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很多人靠吃草根树皮充饥，还有的人卖儿卖女，砍桑拆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府竟然还在追缴赋税，太没人性了！
图中所示还仅为皇城门外的景象，天子脚下，已然如此，千里之外的惨状岂非更加不可想象？
阅罢图文，神宗潸然泪下：
自己登基以来，励精图治，不曾懈怠，革新变法明明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何却落得如此局面……
当夜，神宗将画卷携入寝宫，皇后和太后看罢，也纷纷哭诉王安石误国。
次日，神宗下令停止推行新法。
极富戏剧性的是，诏令一出，当天开封地区即天降甘霖，万众欢腾。
然而，一众变法派的心情却难以飞扬：数年之功，废于一旦，惜哉痛哉！
变法
很多人看完上一段，可能会觉得很纳闷：
不都说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吗？
小日子过得如此红火，为啥还要瞎折腾，搞什么变法革新呢？
没错，宋朝的确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建国百年后，一切都成了表面浮华，内里却早已是一副积贫积弱的烂摊子：
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病缠身，大宋帝国的身躯已然摇摇欲坠，再不加以救治，随时都可能轰然倒下。
躺在花被单上的司马光
20岁的神宗一上台面临的就是如此局面，他太需要一个靠谱的人来到身边帮助一起诊治帝国的沉疴顽疾了！
为此，神宗发布了诚意满满的纳谏召集令，大致意思是希望文武百官畅所欲言，只要是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裨益的自己都会采纳。
新老板都发话了，那还等什么，大臣们于是纷纷上书献计献策，狂刷存在感。
但说来说去无非都是那些宽泛空洞的老话、套话：什么虚怀纳谏，赏罚分明，近贤臣远小人之类，说了等于没说。
就连司马光、富弼这样的元老重臣给出的建议也没能跳出这个大框架。
神宗失望至极：老子要的不是这些假大空，谁能给朕来点解决问题的实操性建议啊！
关键时刻，有人举起手来：王安石能，找他吧！
相公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世称“临川先生”“王荆公”，另外他还有一个并不算雅的号——拗相公。
“拗相公”是宋朝时人们对王安石的戏称。到了明朝，冯梦龙在他的《警世通言·卷四·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写道：
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再后来，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也一直称王安石为“拗相公”，多有褒贬。
王安石的童年可以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形容。
公元年，王安石出生在江西临川，当时他的父亲王益正任临川*判官，他人生的前十年就在这座小城度过。
十岁时，他随父亲到了韶州，离开临川的时候，人们望着他的背影，都说这个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十六岁时，他的父亲又来到京城，他也一路随往。十七岁时，王益被任命为江宁府通判，王安石又随父亲来到江宁。
十九岁时，王益在任上病逝，王安石为父守孝三年，江宁也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三年后，王安石二十二岁，过了父亲的守丧期，理应去参加考试，并且一下子就考中了进士第四名，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判官。
经过十多年的磨砺，公元年，他进京述职时，向皇帝上奏一封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这封“万言书”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做地方官的经历和感悟，摆出了若干高高在上的京官们，不可能察觉的，令人担忧的社会现实，为国家进言献策。
此后，王安石开始逐渐展露出他的“执拗”的一面。
他在《登飞来峰》中写道：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那一年，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回家乡临川时路过杭州，写下此篇。
“浮云”历来都是“狠角色”，连李白也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但是王安石却不怕它，凭的大概就是心里的那份执拗。
只可惜，中庸的仁宗皇帝对王安石提出的改革建议并不感兴趣，那封“万言书”也被淹没在如潮水般的奏折当中。
之后，朝廷又多次向王安石投来橄榄枝，而他还是像从前一样推辞不就。
以至于朝臣们都觉得，王安石是淡泊名利的高士，恨不能与他结识。
王安石淡泊名利是事实，但他们并不知道，王安石那个伟大的梦想。此时不入朝，他只是在等，等那个能与他一拍即合的人。
新旧
这个人终于来了。
公元年，宋神宗带着一股锐意进取的意气风发登上了皇位。这种英气一路向南，直抵江宁，王安石知道大宋王朝的“王安石时间”到了。
从公元年到公元年，王安石从江宁知府到“越次入对”再到登上宰相职位，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
变法开始了，王安石的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希望。
王安石《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诗写在年的春节。
“春风”似乎是个很懒的家伙，在王之涣笔下，它从未度过玉门关；在欧阳修笔下，它也未曾到过天涯。
但在王安石笔下，它却带着融融的暖意来到汴京城。
对于“春风”开启的这个美好的季节，总需要一个仪式来纪念一下，这个仪式便是“新桃换旧符”。
其中的“新”与“旧”，不用说也很明了。
然而王安石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公元年，王安石一连接到三封书信。
这三封信均是一人所寄，这个人就是朝中的另一位重臣——七岁那年砸过缸的司马光。
司马光是反对派的领*人物，以“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为罪名，向王安石发起攻击。
王安石当然不会示弱，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这样写道：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
举先王之*，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这一场辩论没有输赢，有的只是不同的立场和理念。作为保守派的文人官僚，司马光，甚至包括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是不能同意的。
天命
凭着超强的主见和定力，王安石在汹涌的反对声浪中激流勇进，坚定地推动着革新事业。
不仅不妥协，还喊出了振聋发聩的革新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他看来，重症必须下猛药，要做大事，就不能墨守成规，畏惧天命人言。要推行变法，就必须以铁面相对，以铁腕相争。
可惜对于大宗王朝，王安石毕竟掌握不了百分之百的决策权。
上面，还有一个宋神宗。
客观来说，针对变法，神宗的确给了王安石足够的信任和尽可能的最大支持。
但站在神宗的位置上，他不可能做到像王安石一样决绝。
首先“天命不足为畏”他就不可能彻底做到。
在封建迷信大行其道的古代，老天爷发怒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变法是为了强国，如果老天爷生气了，直接把天下从我们老赵家手里拿走，那变法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当天气持续大旱，反对派们甚嚣尘上将之与变法联系起来后，神宗开始动摇了。
加上那段时间又发生了一系列华山山崩，彗星出轴等自然异像，真是天不助变法啊！
在这种时机下被呈送御前的《流民图》，一下子成了压垮新法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法废除，王安石罢相归家。
虽然后来在变法队伍苦口婆心的争取下，神宗又恢复了变法的诸项*策，还特地下诏邀王安石回京。
但经此一役，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
返京路上，心情复杂的王安石在客船中仰望着夜空中的一轮圆月，写下了那首“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的七绝名篇《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此时的他多么希望新法推行的形势能够尽快稳定下来，自己好退出这纷纷扰扰的名利场，归隐还乡，享受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
是啊，王安石也是人，反对派不好直接开骂宋神宗，就把所有的脏水和指责都泼向他，在这种长期的人生攻击和变法推行的高压工作下，终于他也感到疲倦了。
回到朝堂后，不仅君臣之间的默契不如从前，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比如为了争名夺利互相内斗，王安石的弟子吕惠卿为了独揽大权，更是各种想方设法陷害王安石。
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期间他的长子王雱又因病去世……
心力交瘁的王安石再也不想在朝廷久留，不到两年，57岁的他再次辞去宰相一职。
浮沉
回到江宁（南京）后，王安石放归田园，日常生活十分低调，与普通百姓无异，就算出门，也只是骑一头毛驴而已。
隐居在江宁的这些日子，是他难得的闲暇之时，在这里，他甚至遇见了久违的苏东坡。
东坡见他揖以长礼，已是闲人的王安石，则向东坡拱手回礼。
相逢一笑泯恩仇。
离开江宁后，苏东坡写了《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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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远离了波云诡谲的朝堂纷争，他开始潜心于文学创作，比如那首著名的《梅花》就出于此时：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这首小诗清新朴素，看似平实，却又自有深致，那凌寒独放的梅花不正是王安石对自身品格的最好寄语吗？
还有下面这首《书湖阴先生壁》，也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描绘了其归隐生活的闲适清幽：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难道离开了朝堂，王安石就真的能心如止水，种菜赏花，将变法事业尽数忘却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虽然退居南京期间他写了很多含蓄深婉、雅丽精绝的绝句诗篇，但下面这首词作，才是他当时心境的真正折射：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晚秋时节，王安石在六朝古都登临送目，临江揽胜，在奇伟壮丽，气象开阔的秋色中凭吊古今：笔下写的是浮沉过往，心中念及的何尝不是纷乱当下？
退居江宁的多数时间里，他的心情该是和这首词作的意境一样苍凉失落吧。
苏轼对此作十分推崇，读罢曾连连赞叹：此老真乃野狐精也！
狐狸精也能是夸人的话，老苏你真行！
故吾
王安石罢相八年后，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司马光复出为相，尽罢新法。
王安石得知后，初时极为平静，直到听说即使连守旧派都十分认可的免役法也未能保留时才愕然失声，良久喃喃自语道：
“亦罢至此乎？”
知道司马光上台一定会罢黜新法，但没想到连这项颇得民心的*策也不能被容忍……
深受打击的王安石次年辞世，追随神宗而去。
临终前写就一首《新花》诗，字里行间充满了理想幻灭的痛苦与绝望：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
流芳柢须臾，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花儿的生命不过是须臾之间，而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不管是花儿还是我，都终将会被人们遗忘。
我始终认为革新变法没有错，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年，王安石与世长逝，世间再无王安石。
褒贬
王安石出生与公元年，到今天公元年，一千年过去了，对王安石的评价，仍是盖棺而未定论。
他不仅生前就饱受争议，死后更是褒贬两重天，用康震老师的话说，王安石的身后名是集“古今中外，赞不绝口”与“身后骂名，空前绝后”于一身。
从南宋开始，在封建士大夫主流话语里对其一直是讨伐为主：
比如南宋皇帝赵构直接将北宋亡国之罪甩锅给王安石，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拜变法所赐！
还有人将其与秦桧相提并论：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到了明朝第一才子杨慎的口中，王安石则更是成了集王莽、曹操、司马懿等所有奸臣于一体的天下第一奸邪之人：
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明.杨慎《丹铅录》
近代撰写《历朝通俗演义》的蔡东潘也评价其为：沽名钓誉，厌故喜新，安石一生，只此八字。
说是“骂名空前”丝毫不为过，那肯定王安石的又是哪些人呢？
最著名的当属近代改革家梁启超，他从变法至人品全面肯定王安石，誉其曰：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意思是说从夏商周到现在，四千多年历史中，王安石堪称古今第一完人！
不仅在国内争议空前，王安石还有极大的国际影响，比如俄国的列宁十分赞同王安石的土地国有*策，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称赞王安石是中国推行新*第一人，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时发放农业贷款即是受到王安石“青苗法”的启发，对挽救美国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骂他的人很多，夸他的也不少，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在变法之外，王安石的私人品德近乎无可挑剔——
诚如*庭坚所言：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首他的诗：
《凤凰山》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王安石也愿意活在无忧盛世，斗鸡走狗，戏谑一生，多轻松啊。
说到底，富国强兵，革新变法并不是他必须担起的责任，他也并非不知道那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可他依然选择了负重前行。
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做。至于生前身后名，当他迈出第一步时，就注定已将其置之度外。
可惜风流总闲却，千秋功过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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