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于年10月创作的。
小说围绕敌后抗日根据地改造村级政权和减租减息展开。故事发生在太行山上的阎家山。阎家山的村西头住着地主，村东头住着贫苦农民。抗战前，恶霸地主阎恒元是村长，抗战中他隐藏幕后操纵，叫侄儿阎喜富当村长。阎喜富被斗倒后，阎恒元又让自己的干儿子刘广聚当村长。村干部贪污盗窃，营私舞弊，欺压群众。在减租减息、清丈土地和成立村武装自卫委员会中，阎恒元大耍两面派手法，蒙蔽区政府，居然骗取到“模范村”荣誉；章工作员年轻，热情，尽管人好腿勤快，入村后不和穷苦人们多来往，而却和地主阎恒元打得火热，叫人家团弄得把阶级立场也丢掉了，对人家所做的事，毫不怀疑，毫不警惕，还说阎恒元是“开明绅士”；县农民抗日救国会主席老杨进村检查工作，通过深入调查，发动群众，组织村农救会，斗争阎恒元，彻底改选村干部，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贫苦农民李有才带领贫农们，经常用快板讽刺揭露地主的阴谋，在斗倒阎恒元后，他又用快板唱道：全村人很得意，再也不受冤枉气；从村里到野地，到处唱起“干梆戏”。
小说着力描写了当时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及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之间尖锐的斗争。歌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村进步力量的成长和最终取得的胜利。塑造了李有才这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机智幽默、乐观勤奋富有革命精神的贫苦农民的代表，也着力描写了县农救会主席老杨。通篇赞颂了新生力量，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蒙尘的陈年旧事
年10月18日，笔者同中国新闻通讯社的朋友，置身于色彩斑斓的太行山犹如国画般的景色间，循着赵树理当年的足迹，走访了左权县的后柴城、峧沟、李家岩，觅索赵树理大众化文学创作的历程，追寻他与“板话”中生活原型李有才结下的不解之缘。
《李有才板话》背景地“阎家山”是抗战时期左权县第4区的后柴城村，在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等所在地上麻田村东北面的深山沟里，俩村相距5里地。后柴城人真不客气，明明就是个户不足90、人不满的小山村，偏偏却叫作“城”。
这村有点古怪，村西头全是高大的青砖青瓦房，有棵3个青壮年合抱不住的老槐树，再往西是田地；村中间是砖石混合墙体的青瓦房；村东头尽是些土坯墙石板顶的小房屋，紧挨着一条枯河。村中间东西一道街，南北有多条小窄巷。整个村的地势不平整，南依山，靠山顺坡南高北低；北对滩，从村外往里看又是东高西低。西头住的全是姓阎的，都是富户；中间住的也有姓阎的也有刘、张等杂姓，不过都是些勉强能揭开锅的原住户；只有东头最特别，逃难的、开荒地的占了一大半，姓很杂乱，王、赵、董……有十几种，尽是穷苦人家。西头老财主阎小珠，骡马成群，出租地、顶地、雇长短工、放高利贷，家大业大，是整道沟里的大户。以前他当过多年村长，是抗战的炮声惊破了他的如意美梦。
在民族矛盾重于阶级矛盾之际，怎样才能使农民和地主这对向来就是势不两立的阶级联合起来，一致抵御外敌呢？针对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因时制宜，制定了特殊的土地政策，实行让佃农活下去、叫地主有饭吃，兼顾各阶级利益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
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曾经开展过3次“双减双交”运动。第1次在年秋至年初，第2次在年下半年至年上半年，第3次从年冬一直到年春。土地是农民和地主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呀，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冲突焦点，加上同生死存亡的民族矛盾相交织，处理得好与坏将直接关系着这场战争的成败。因此，“双减双交”的斗争是十分微妙又复杂的。
那时的地主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享有政治特权的世族地主、缙绅地主，他们在当地拥有世袭或非世袭的地位和特权，横行霸道，欺压乡里。另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没有政治特权的庶民地主，主要是一些中小地主，他们既受豪强地主欺凌，自己又得勤于劳作，忙时也要雇人。
但是，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对这只“削弱”地主而不“消灭”地主的“双减双交”政策很不理解，致使共产党中央这一特殊的土地政策，在根据地内普遍没有得到认真地实行，从而出现了许多错误和偏向。有的地方只把“双减双交”当作一种宣传口号，既不颁布法令，更没动手执行；有的地方虽由政府发布法令，形式上减了租减了息，实际上并没有做；有的地方只执行了“减租减息”，而没有实行“交租交息”。也有的地方没有区别地主、富农和中农，把富农和中农当地主来打击，过分地削弱地主，严重地打击了富农，侵害了中农利益，无形中不仅增加了团结地主抗日的难度，而且还增加了地主阶级抵制对抗的力量。还有的地方长期忽视对贫农的扶持，既没组织贫农生产，也没提倡节俭，更没去想方设法把贫农扶助起来。在这些地方，民众抗日和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民众组织软弱无力，基层民主政权极不牢固，不少乡村经不起日寇“扫荡”，重新沦陷为小鬼子的占领区。
年10月，辽县（笔者注：为表彰血洒当地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激励抗日民众，年8月2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抗日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出租地在原定租额基础上减去25%，减去后的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7.5%。同时还规定，各种民间借贷的年息一律以1.5分计息。可是，地主们害怕完全失去土地，有的死磨硬顶着不减，有的明减暗不减。各乡村普遍不按政策办事，有的不区别地主守法与犯法、罪恶大小、开明与顽固，搞了“推平”；有的民众决议就是法令，每斗必打，不经批准就随便打死了人。乡村个别干部有的包办代替民众；有的私心太重，贪图便宜多分多占；有的被地主用钱物或女色拉下水，背离了民众。甚至有的乡村竟然让敌特分子或地痞流氓钻空子当上村干部，整天不是搞破坏，就是欺男霸女，鱼肉乡里。
那个时候，后柴城村就发生过“顶地”变“死契”的激烈冲突。抗战前，后柴城的耕地大部分是阎小珠家的，就连村子后面的高山,也都圈占成了他家的私产，叫作“阎家山”。早以前，不断有河南人逃荒逃到这座草莽荒凉的高山上。为了能在这落脚生存，难民们不得不向阎家缴纳一笔钱，阎家便把一片荒山作价“顶”给他们。在野生繁密的灌木丛中，顶地户替阎家把荒山垦掘成黑色的坡地。他们拼命劳作，只取得使用权，每年再按约向阎家缴一笔“山钱”，才能成为顶地佃户。如不能按约缴纳“山钱”，阎家就会强行赶他们出山。顶地佃户办啥事都得找阎家，阎家俨然成了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实行各种管理及超越经济限度的剥削。这道沟里所有的自然村、山庄和窝铺都是这样形成的。
抗战前，阎家经常随意涨“山钱”，顶地佃农们反对也不管用。年开始觉醒的佃户们，拿着抗日县政府的法令要求减租减息,但阎家死顶着就是不减，急得佃农们只能干瞪眼。后来，经过区政府出面组织,向抵制“双减”法令的顽固地主阎小珠展开激烈斗争，最后阎家只得依照法令，把“顶地”变成了不得随意变动的“死契”。
年，太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开展规模最大的第3次“双减双交”运动。
金秋时节，太行山万木萧疏，百草萎黄，漫山的枫林，一丛丛一簇簇红艳艳的，像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这时，赵树理到离党校驻地熟峪村15里的后柴城村搞调查。这一带正在清算剥削账、丈量土地，“双减双交”搞得热火朝天。结果，他转过几个村后便发现地方上不少同志，尤其是来自城市的小青年，空有满腔热情而毫无实践经验，既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又不愿深入民众调查研究，光知道召集开会，不着边际地空讲一气。具体落实时，又往往过于简单，动不动就高声训斥，吓得农民们望“干部”生畏，躲得远远的。
永不磨灭的记忆
抗战时，小山庄李家岩归峧沟自然村管治，峧沟和“阎家山”这一片的自然村、小山庄、窝铺又都通通归主村后柴城管治。峧沟离李家岩8里地。上山的羊肠小道弯曲窄陡。我们爬山越岭到达凋敝的李家岩，见到了已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李有才。
一个低矮墩实的老头子，一头短发像落了一层白霜，一张淳朴削瘦的脸上皱纹密布，一双大眼睛慈善有神，一双粗糙手上的血管蚯蚓似的……浑身满是68年风霜雪雨铭刻下的印记。
深山里人们生活艰苦，李家岩原有的18户一家一家都先后搬下了山。有才老伯割舍不下山上的一草一木，割舍不下这养育过自个几十年的小山庄，割舍不下大作家赵树理曾住过的石头小房，希望这一切都可以一直留存下去……他独自留了下来，儿子劝说、闺女央告也死活不下山，整个村就住着他一人。
李老伯耳不聋，眼不花，身子骨硬朗，依旧在种庄稼、栽树木。岁月的风雨早已使他家北、西各3间的低矮小屋破败不堪。在小院里，他给我们舀了两大碗热水，然后坐到石头砌的柴火灶跟前，抽过两锅旱烟，从鞋底磕掉烟灰，把搭在肩上的白毛巾往头上一扎，讲述起43年来都难以忘怀的往事。
他叫李奶顺。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六，他生在苏公村一个贫苦农家，三月上，娘患产后病死了，爹就把他奶到了李家岩。奶娘给他起乳名叫奶顺，人们就把他从小叫成了“奶顺”。奶爹养活五六张嘴很吃力，8岁那年他回到了苏公村，可是爹常年在外扛长工，根本顾不了他，人地两生没法儿活，他抱着自个儿找活路的想法返回了李家岩，只要谁家管吃住就给谁家赶牛放羊。奶顺生性开朗，为人处事实诚，办事有主见，乡亲们一有为难事，就好找他商量，让他帮着拿主意。高兴事，心酸事，甚至是难以出口的知心话，乡亲们都愿意和他唠一唠。他会说开心话，平平常常的话，只要从他嘴里讲出来，总会逗得人们笑个不停。他走到哪儿就热闹到哪儿。日久天长，他成了李家岩最受欢迎的人物。他还会编圪溜话，不论村里有了啥事情，他总能活灵活现地顺口溜出一大段。这圪溜话，在当地叫顺口溜，官话叫快板。
他也叫李有才。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中奶顺长大成人，靠打短工糊口。23岁那年，在乡亲们的热心相助下，就地取材，石头砌墙，石板盖顶，他起房盖屋自立上了门户。他也想有个气派的官名，就求寺凹村老先生起名叫“李有才”，回来虽然央告闾长在闾账上改过了，可是老村长阎小珠看账的时候想不起这“李有才”是谁，问了一下闾长，提起笔来仍然给改成“李奶顺”。这官名也就没使出去。
往事尽管已过去40多年，提起赵树理，李老伯对他俩相处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清晰。他说：“那几年，李家岩跟别村一样，住满了八路军，人来人往很热闹。军队经常换房很不固定，有的来只呆几天，有的能住个半月20天的。平头百姓虽没文化，可咱心里亮堂，都懂得守规矩，至于军队叫甚，是干啥的，人家不说，咱也从不打听。那个时候，军队都有代号，就是军队上的人，见面时互相不叫代号，就是直接喊老这、老那的。咱压根就不清楚那些年村里住过的军队番号、机关名字和人们的姓名。
“俺记得头一回见老赵面时的情形。那是年刚刚入秋，村干部引来一位同志要住俺家小西房。这同志背着铺盖，斜挎一个手工缝的黄布大包，鼓鼓囊囊的。他说他叫老赵。俺赶紧把满地上摆放的杈、耙、耧、犁归整到墙根，给窄狭的土炕上铺上厚厚的谷草。这老赵一来，俺就觉得他跟别的同志不一样。那几年，俺家可从没断过人住。在俺的印象中，那些‘公家人’对俺总是客客气气的，从来都没跟俺拉呱过。可这老赵就不一样了。他很随和，没架子，和俺谈天说地，半天工夫就处得火热啦。在八路军里，当时20多岁就算大年龄了，像他那么大年纪真还少见。嘿嘿……老赵和俺说过，他老家是上党沁水的，也是穷苦人出身。他比俺整整大一轮，那年俺是25岁，他是37岁，都是属马的。俺永远也忘不了老赵那时候的模样。他瘦长的脸上有几道深皱纹，面色发黄，一嘴黑黄牙，瘦高个儿。穿戴跟咱一样，一身打着补丁的黑土布衣裳，颜色已褪得差不多了，戴着旧毡帽，腰上搂得布腰带，打着绑腿，穿着破布鞋。他的模样，嘿嘿……庄稼人不像庄稼人，‘公家人’不像‘公家人’。”
人的一生中，值得怀念的事情不是很多。但是赵树理在李家岩的这段时光，对于李老伯来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留恋的。他说：“年又是灾荒年景。天旱无雨，庄稼好不容易长成了，结果让太阳晒枯了。蝗虫好像黑云彩一样一团一团地飞来，落到地上一霎霎就把一片一片庄稼吃个精光。那时候，每日能有糠皮窝窝吃，那就算是好户啦，多数人家可是连粗糠也没啦。人们饿得都疯啦，吃野菜吃树叶，吃树皮吃草根。天旱野菜长得也慢，根本供不住挽，人们就捋树叶，反正只要是能够充饥的，就都往回拾掇。那些日子可真叫个苦啊！老赵有空不是跟俺上山捋树叶、挽野菜，就是帮俺担水劈柴，生火扫院，闲下来俺俩就拉拉家常，说道说道后柴城、峧沟、李家岩的从前和当下，唠一唠邻近老十亩、前柴城、圪料山、土崖上、寺凹各村的人和事。
“这一回，老赵几乎转遍了这片山庄窝铺的穷苦人家，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论是老人或青年，也不论是大人或小孩，他都谈得拢，论生产，摆家常，有说有笑，亲如家人。他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碰到啥饭就吃啥饭，成天价乐呵呵的，从没嫌弃过谁家屋脏饭赖。每顿吃罢饭，他就把粮票、菜金票、柴票，一样一样算清。一遇上主家不接收时，他总会说‘收下吧，这是规矩。不要让我犯纪律。’当时，军队没有粮库，粮食实行分村存放，定点供应。斗争形势残酷时期，甚至还用过分户存粮、认交自存的法子。也就是农户交多少公粮，记在村里的账簿上，存在自己家里边，村里开一张‘收到条’，交粮户开一张‘保管条’，上面写的是代政府存公粮多少斤。当军队、地方人员进村时，由村干部到农户去取粮取菜，或者直接派到户上与房东一块吃饭，最后依供应标准交粮票、柴票和菜金票，乡亲们凭票到村里报销或者抵顶公粮。”
“那时，俺还没成家，整天价嘻嘻哈哈好耍闹，闲着没事时爱编圪溜话解闷，人送外号‘气不死’。老赵开玩笑说：‘你穷是穷，穷高兴，真是一个气不死’。每当俺念圪溜话时，他就在一旁哈哈大笑。有时候，他还用左权话学扮俺：‘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有一回，俺说老赵：‘你这八路军当得倒是不赖，荒不用开，地不用种，不烧木炭，不出操，一天价只管串门吃饭。’一说罢，俺就后悔啦，生怕惹他不高兴。这时候，他先是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个混饭吃的，没一点用处。’还没等俺反应过来，他自个儿反倒开心地大笑起来，把俺都逗乐了。老赵跟俺处得入茬入垅，无话不谈。老赵他老是叫你嘴不闲，一有空就问这问那的，村里开过甚会？布置的甚任务？村干部们的秉性脾气？他非要根根梢梢细问个遍。当时情况特殊，有的事要保守秘密。所以，俺俩人其实相互也是有隐瞒的。那时，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也不知道俺已是4年多‘党龄’的地下共产党员。明的，俺是李家岩的民兵。实际上，俺是后柴城村的党支部委员。”
李老伯深情地讲述着鲜活珍贵的历史往事。
“有一日，老赵在北房炕窗台上看到俺那木头疙瘩抠的小印章，他瞅了半天，问：‘李有才是谁？’俺回答：‘是俺。’‘你奶顺，咋成李有才啦？’‘那是俺的官名，从没人叫过罢啦。俺有时要到边区政府送信，人家收了信就叫俺拿笔写名字，俺不识字，更不会写，就用这小图章给人家按一下。’老赵笑着说：‘有才没有贝，是个穷光蛋，是个光棍汉。’”
李老伯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一天黑夜，老赵来到北房，正好（王）天顺、（王）仁换、（王）谷换、（张）林旺几个小光棍都在俺家扯闲话。他问大家：‘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好不好？’天顺说：‘咋不好？共产党是穷苦人的大救星，处处为穷苦人谋好事，咱能说不好？！’‘你们种的这些山坡地，是自家的？”林旺说：‘俺们都是外来户，自个儿哪有地？这整座山全是后柴城阎小珠的，人们叫这座山是阎家山。’他又问：‘后柴城有几户地主？’‘有好几户。’俺说，‘最数阎小珠家大业大，在这整道沟里是头一大户，他那一大家有好几户，都住在村西头。’‘后柴城是不是西头富户多，东头穷人多？’‘你算是说对啦。现在后柴城的富户，老说他们是减租减息模范，依俺说——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西头尽是有法人，东头都是穷光蛋。’他听了没吭声，停了一会，才说：‘奶顺是个板话家，真会编快板。’俺说：‘这不算甚。你要爱听，俺肚里多得是。阎老财主是——豆腐嘴刀子心，笑面虎暗伤人。’他笑着说；‘好，好。这个说得太像了！’俺就接着念：‘张三稀松又软蛋，跟着别人舌头转。人家说个长，他就说不短；人家说个方，他就说不圆；人家说砂锅能捣蒜，他说捣不烂；人家说公鸡能下蛋，他说亲眼见。’他点着头，一连说了好几个好。‘阎小五坏得快，当了干部就耍气派，改了穿换了戴，坐在村公所不出来，不担水不割柴，蹄蹄爪爪不想抬，锄个地也派差，逼着乡亲们当奴才。’他蹲靠在炕沿跟前，从布腰带里摸出一拃长的小烟袋，手腕一甩，嚓的一声，一眨眼火镰就打着了旱烟锅。那姿势可比俺庄稼人好看得很。他边吸边又问：‘那后柴城咋还能当上区里的减租减息模范村？’谷换顺嘴就是一句：‘还不是人家村干部有能耐，会鬼哄上级。’老赵很喜欢这种场合，也愿意跟大伙在一块闲聊，俺们有时候谈论干部言行，有时候拉呱邻里纠纷，不管大事小情，没啦谈不到的。
“老赵在俺家住了10来天，就下了山。过了一段，老赵就又上山来啦。这回，他还住在俺家的小西房。窗台上摆着墨水瓶、自来水笔、格格纸，还有他那装烟丝的洋铁皮筒。他像农家妇女一样，盘着腿坐在炕上，披着夹衣裳，趴在窗台上写字。白日写，黑夜就着忽明忽暗的椿籽油小灯也是写。有时一整天钻在屋里写个不停，有时他写着写着就唱起了戏文。不写字的时候，他不是和俺们几个说说笑笑，就是教俺念圪溜话，要不就是他给俺们唱上党梆子。”
人生的转折，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到来了。“像老赵那么大的作家能在咱家住，是一桩很了不起的事啊！老赵他可着实给俺争回了不少光彩！”李老伯挥着旱烟袋自豪地说。从年起，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了。
这年正月的一天，夜校的老师神神秘秘地问他是咋认识赵树理的。他怔了：“哪个赵树理？”“还能有哪个？就是写‘小二黑’的那个赵树理呀！”他说破大天，这老师也不信：“哄鬼哇！你俩不相识，人家咋就能把你写成书啦？”“啥呀——书里面有俺？”他惊喜交加，赶忙跑到上麻田买回一本《李有才板话》，让这老师念给他听。他边听边乐，高兴得不得了。虽说书里写的那个李有才是个老汉，可做得那些事情又像自个儿，书里的许多圪溜话是他给老赵念过的呀！哦，老赵原来叫赵树理！他跟老赵相处了几十天，只知道老赵是个随和的八路军干部，真没想到老赵有这么大的学问，写书写得这样好。不久，书上的故事又编成了戏，到处演，他更是成了名人。他走到哪儿，人们就追到哪儿围看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那时起，除过上年纪的人都还和以前一样叫他“奶顺”，年轻人虽和他按辈分可就大不同了，有的叫“有才兄弟”，有的喊“有才哥”，还有的称呼“有才叔”。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大林峧村的赵拉弟居然相中了他，暗暗打听过他的人品后，越发喜爱他了，便央爹娘托人从中说合。就这样，大村庄的俊俏闺女，不要彩礼不嫌穷，自带嫁妆，嫁进了山圪崂的穷山窝。在李家岩这一片的山庄窝铺可是开天辟地头一桩啊！
赵树理与李有才结下的不解情缘，永远珍藏在了李老伯的记忆之中。
“李有才”应运而生
那些日子，赵树理背着铺盖卷，出后柴城进峧沟，上李家岩转牛槽闯、阴洪水，整整跑遍了“阎家山”上的石跌沟、后峧沟、小狼沟、大狼栈、葫芦套、五狼峧、小窑上、前双门等自然村及山庄窝铺。
他走了一村又一庄，进了一山庄又一窝铺，看着，问着，思索着。随着调查的越深入，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愚昧无知越感到痛心。全民抗战快6年了，各村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可是不少村民既对新政权不了解，又还不相信共产党能坐稳天下。更可怕的是，一些地主、恶霸、流氓恶棍趁机表现积极，哄骗了我们一些不掌握农村真实情况的同志，竟把这些坏分子当成积极分子，提拔为村干部。这些坏家伙掌控着村政权，利用我党青年干部不熟悉农情，又急于求成的官僚作风，包办代替，欺上瞒下。坏家伙们当面一盆火，把你鬼哄得美滋滋的；背后一把刀，竭力阻挠破坏，鱼肉百姓，致使抗日的各项工作流于形式。
赵树理深深感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普遍存在的危险性。他意识到，假如党的工作人员再不及时加以克服官僚主义，再意识不到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光将会让彻底的“双减双交”成为一句空话，势必还会直接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了解决这个迫在眉睫又至关重要的问题，赵树理重上李家岩，又住到了李有才家。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要恰如其分地描写典型人物，是离不开生活原型的。于是，“李有才”自然而然便孕育在了他的心底。他把在这儿听到的事情和圪溜话，同在别的地方调查到的相关事儿糅合起来，根据当时农村存在的普遍问题，组织了一些应有情节，以“阎家山”为村名，很快就写成了《李有才板话》。
10月的一天，赵树理把初稿交送杨献珍书记，献珍书记看后很是喜欢，便推荐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大章部长读后亲笔撰写序言，称赞小说在写法上没有城市知识分子“精英文学”的味道，全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乡土语言，文中活跃着一个个生活在根据地的普通农民形象。华北新华书店应北方局宣传部的要求，邀请《新华日报（华北版）》美术编辑罗工柳帮助绘画插图，罗工柳接受任务后和爱人杨筠，经过反复阅读“板话”书稿，吸取民间木板年画的形式，大胆将木刻改造为阳刻，精雕细琢出21幅，风、神、趣、韵兼备，艺术性与大众性相融合的木刻版画，并精心简明概括出不同小说文字完全重合的插图说明。书店特意在封面醒目标上“大众文艺小丛书”，图文相配排版印刷。
12月份，《李有才板话》出版后，大章部长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评论：
“这个小说较之《小二黑结婚》更有收获，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因为‘结婚’主要围绕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由来展开情节，而‘板话’则正面直接地描写了当前正在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所反映出主观主义、官僚作风存在的十足可怕，值得实际工作借鉴。”
同时，他还在《华北文化》杂志发表《介绍李有才板话》，更进一步指明了工农兵的新文艺、新中国的新文艺的根本问题在于要解决好“到底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李有才“板话”与“小二黑”结婚不一样，“小二黑”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孕育成的，“板话”则是用许多地方许多人的生活素材凝集成的。“板话”从语言、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上继承了民族传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板话，采用有说有唱、夹叙夹议的板话形式，生动活泼，形成了特殊风格。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版画木刻插图画龙点睛式地与小说融为一体，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获得了更久远的生命力。赵树理的小说与罗工柳的版画木刻插图珠联璧合、交相辉映，以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分别奠定了各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美术史上的杰出地位。
“板话”一问世，跟“小二黑”一样，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再次轰动了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单行本第1版2万册很快就卖完了。华北新华书店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次年3月再版2万册，以后又多次重版。根据地的干部们把它当作工作中的参考资料，不光自己学，他们还把它像文件一样读给民众听，结果反响异常热烈。民众们一边听得哄堂大笑，一边拿身边的人与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把脱离实际耍官僚作风的干部叫作“章工作员”，把民主政权里摆出一副气势凌人模样的干部叫为“阎恒元”，把那些跟在干部身后溜须拍马的人称为“张得贵”，把心术不正满肚坏水的人喊作“阎家祥”，把胆小贫穷还瞧不起穷人的人呼为“老秦”，把一旦当上干部就变成了作威作福欺压穷人的人称作“陈小元”。
很多剧团又把“李有才”改编成各种地方剧种，搬上舞台，到处演出。“李有才”演到哪儿，人们扶老携幼就追到哪儿看，看也看不够。襄垣剧团原来靠演旧戏，名声很差劲，民众不喜欢，演出没台口。他们自打演开“小二黑”“李有才”秧歌戏，境况大变，并一举成为太行地区最负盛名的农村剧团，彭老总亲笔书写“抗日农村剧团的模范”匾额给以奖励。
村民们在听书看戏后，还照着李有才们的方法来解决村里面的事情。“李有才”对正在同地主阶级进行艰苦斗争的根据地民众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很快，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有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昆明、桂林，日寇占领区上海、大连、张家口以及香港，也纷纷出版发行。重庆《新民晚报》等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争相连载。上海知识出版社连出3版全部销售一空，市民们争相传阅，买不到得人到处寻找借阅，大家对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人们生活的幸福与写作的自由，也因此更为向往。延安《解放日报》连载后，读者们纷纷去信要求出版单行本。郭沫若、周扬、茅盾、陈荒煤、冯牧等文学大家热情地发表评介文章，盛赞赵树理在探索、追求新中国文艺民族新形式的实践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板话”的政治价值
《李有才板话》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和政治价值。小说及时真实地反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深刻地展示了一些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已经对我新生民主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赵树理振臂疾呼：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力反对官僚主义，彻底纯洁民主政权，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黎玉亲自撰文，在《大众日报》刊登《介绍大家读李有才板话和我们的群众路线》，建议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委和政府干部都应把《李有才板话》作为“活教材”，深入实际，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更好地建设巩固民主政权。在乡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今天，现在读起这篇文章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特抄录如下：
《李有才板话》出版了，我觉得能识字的人不可不读，不识字的人不可不听，尤其县区党政军民干部都需要花费3个钟头的工夫去念一念。在文艺战线上活动的同志们，更要将它精读几遍，学习它创作的观点、立场与方法。
我这样介绍，或者有些人会说：“你太捧场了，似乎比什么文件都重要了。”我不需要解答，我只请你，不管念也好，听也好，有3个钟头足够了，并不花费你很多时间。至少是“开卷有益”，会有助于你的思想和作风的。
我并不是说这本小册子已经是绝妙佳作，毫无缺陷，而是说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为工农兵服务通俗的作品太少了，这本小册子是贯彻这个方向，在敌后根据地比较是初步成功的作品。虽然它仅仅是写出了根据地一个角落、一个乡村生活的横断面，而且是根据地建设初期的新旧力量变化的一种状态。但以新的观点、立场、方法，通过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这对于启发与教育一些人的群众路线、群众作风是更生动而活泼的教材。
我想说的是以这个角落的描写来体会我们现时农村的群众工作，把群众路线群众作风更加重视、熟练起来，把官僚主义洗刷出去，越干净越好。我敢说不论哪个工作哪个岗位，只有真正自觉地意识到群众路线、群众作风，才会把工作做好、把群众组织起来、把根据地建设巩固起来。
我们从《李有才板话》来看新旧几种人物，说明我们应该注意的事吧。
首先，谈谈封建势力“阎恒元”吧。他会隐瞒黑地；他会收买腐蚀一些想进步的人。像阎恒元这类败类，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还是不少，甚至还有比阎恒元手腕更毒辣的，他们遇到每一个法令便大肆造谣，他们会应用一些腿子打进农救会来打听秘密；他们有的会秘密收买村干部来为他们服务；他们因收买不了，会谋害村干部；他们会离间民兵分化民兵来与区乡政权对立；他们会阴谋组织一些狗腿欺骗落后群众，破坏群众斗争；他们会随时造谣说“变天”来威胁群众；以及用各种办法阻止群众组织起来，阻止民主政府减租减息法令的执行，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维持他们自私的封建剥削，维持他们特权的统治，使全村群众仍过奴隶牛马的生活——还要像绵羊一般的驯服听其支配，这就是所谓恶霸之流。
这种情形群众懂得最清楚，也想平等、翻身。但没有很巩固的群众团体，他们往往是不敢轻易言传的。现在群众已不像过去了，要讲民主，要说道理，要斗争一下，这是根据地民主建设过程中必然到来的现象。但是有些人却大惊小怪，以为根据地“没有社会秩序了”、“群众过火”，听一些恶霸们散布些流言，片面的反映，就以为自己深入群众调查了真相，这实在说又是个官僚主义可笑的表现。我并不反对一些人真正眼睛向下，调查真相，而且很拥护如此做。但是，应当知道这个残酷的封建统治是有数千年的统治基础，今天民主的法令不能完全贯彻，就是因为每个角落或轻或重有一个半个阎恒元这样的人物。当然有些群众团体缺乏说理的经验，不善于分别恶霸的轻重，在斗争上在方式上难免有过火之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群众真正为民主行动起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大胆反抗一下，要出出气，诉说给他曾受过恶霸或封建地主的气：打过他、骂过他、罚过他、押过他、杀害过他的亲人、抢过他的土地房屋、强奸过他的妻女、欺骗他不减租好、抽了他佃的土地、贪污了公粮公款、霸占了公荒公山等等。一切都是群众们各自亲身领受过痛苦的滋味，都是在心坎里积下来的几年几十年的冤枉！怨恨！愤怒！今天不是过去官僚封建的统治了，是民主了，天晴了，能说理了，能告状了，他为什么不说呢？但多少年来的封建统治，这些奴隶的生活，连出气的话也不会说了，他们几十个痛苦顶多能说出两三个来，气愤了也自然过火些，这是群众自身的表现，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能说这是“土匪行为”。目前，在根据地的政府干部、群众团体干部以至一切团体干部，需要的是“板话”中的县农救会主席“老杨”的作风，真正到“老槐树底下的一群”中去发现乡村中问题的所在，再分别轻重帮助他们正确地处理。不是像“章工作员”那样的角色，不接近群众，光召集形式大会，漂浮的在空中走马看花，追求数目字，看见假象看不见真相，为封建恶霸所玩弄，自己还洋洋得意。结果是群众不敢抬头抗日，民族力量落空，生产情绪不会提高，社会还做不到真正友爱团结，这应当是敌后根据地的耻辱！我感觉我们根据地内还有不少的章工作员，虽然不断要求深入群众与群众一起，去了解群众迫切要求，但有些还是当做耳边风过去了，都做了章工作员一类人。读过“板话”后应痛改前非，学习老杨的作风。
其次，再谈一谈阎恒元的腿子“吃烙饼的干部”，像张德贵、阎喜富、刘广聚等这些人，在过去封建农村是普遍的，是封建恶霸的帮凶，是依靠乡村封建势力生活的寄生虫，成分大多为流氓、地痞、街滑子等不务正业的人，像“板话”中描写的歌是最生动的：“一只虎，阎喜富，吃吃喝喝有来路；当过兵，卖过土，又偷牲口又放赌；当牙行，卖寡妇……什么事情都敢做。惹下他，防不住，人人见了满招呼！”这些人有不少的已经随一些地主当了汉奸，有一些在现时农村恶霸未压服之前，他们或明或暗仍为恶霸服务，狼狈为奸，威胁群众。我觉得今天民主抬头的时候，应使他们离开恶霸，应使他们在群众面前说良心话，揭穿恶霸阴谋与狼狈为奸的情形，只要当众揭发，认错改错，就不再计较过去，是本“言者无罪”的宽大精神，不应促使他们混在一起危害群众。但在这些腿子未转入生产未彻底改正“狗腿”行为时，是没有资格加入民兵与各种群众团体的，已经参加的应分别转变的程度洗刷与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恶霸孤单，服从群众民主利益。
再其次，是“老槐树底下的一群”，这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处处都经历过地主、恶霸、腿子压迫的人。由于无群众组织，只好在暗地里叫苦，说不平话，忍受。但这一群在我们今天根据地内，不但在一些空白区的角落如此存在，而且在初步得到民主的乡村也还存在，这就是因为几年来有些章工作员一类的人官僚主义作风存在，不能很快地发现他们。这一群的人发现也不是容易的，要想他们敢和你吐露真情实话，你必须使他们信任你不是官僚，不是恶霸一帮，而且有力量去帮助他们解放，他才敢说真理。你必须在生活中有群众感情，他才会信任你。你必须了解其迫切要求的几个主要环节，抓紧这些环节去启示获得民主方法，使他们学会斗争的正确办法得到效果，他才会拥护你们的。你如果不是如此，他还没有如此认识，你就亲身出马，抱打不平，代替包办，他仅仅感谢感谢，但真正民主还是未能得到。同时这一群人，也有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三种人的区别，这三种人不是绝对不变的，是常常相互转移的，问题在于你如何发现如何培养，往往有些人把分子看错或运用了积极分子又不培养，天长日久，又会被封建势力秘密利诱收买。“板话”中的“陈小元”本来是个积极分子，因为到县受武委会训又未抓紧对他的阶级思想教育，所以为封建社会的虚荣、不劳动、物质引诱，结果成了恶霸阎恒元的人。因此今天为了民主，为了发动组织群众，必须记取这个教训。今天乡村中产生了一些“新贵”脱离群众，是应当及早教育帮助他们改正，如果不是坏分子混入，不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打倒”，而是促其自觉地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在实际生活中求得改正，这才不至于使封建势力乘机浑水摸鱼，分裂群众。
“板话”的问世，强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双减双交”、作风整顿运动的深入扎实开展，从而使革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路线获得贯彻落实，民主政权得以纯洁，干部队伍思想得到大提高、作风实现大转变。在民族救星共产党的领导下，李有才们推翻了豪绅地主的统治，真正掌握了政权，取得彻底的解放，成为我党一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迅速崛起在新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年是赵树理创作丰收的一年，也是他被确立“人民作家”地位的一年。我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两件瑰宝《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相继问世，一时间，赵树理名声大震，成为敌后民主根据地家喻户晓的名人，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二战时期美国知名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在报道中写道：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赵树理在太行山上茁壮成长，在高山深谷中饱蘸心血为农民们写通俗小说，以新颖独特的大众化创作风格，从左权大地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令人瞩目的新中国文坛。
作者：杨文
